北京朝阳区群众前史:1974年曾与公安一起抓获苏联间谍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苏联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利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