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博鳌：三次表达的变与不变

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开幕，习近平作主旨演讲。

　　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3月28日，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为博鳌论坛定调的同时，也将此次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高度焦点化，舆论场上各种不同的角色，试图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述中各取所需，听到相同的声音，探嗅出不同的味道。

　　此际，是习近平参加的第三次博鳌论坛，同样也是第三次发表不同主题的主旨演讲。

　　2010年4月10日，习近平第一次参加博鳌论坛，发表有关“绿色发展”的演讲;2013年4月7日，习近平第二次现身博鳌论坛，讲述的核心概念是“共同发展”;今次，习近平擘划了一个美好的亚洲未来，以更宽宏的视野，再一次为国际政经新秩序注入了鲜明的习式中国元素。

　　三次博鳌之旅，横跨六个年头。期间，不管对习近平自身，还是对转型升级中的中国，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而言，世事变迁自然会充斥着诸多变化，但也有部分恒定的要素为中国以及亚洲的发展托底。

　　变化

　　其一是身份之变。2010年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席博鳌论坛，彼时，习近平在党口任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党校校长，军队层面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3年4月，习近平已经全面接管了党政军大权，已开启了他的“中国梦”之旅。及至2015年3月，习近平身上又加诸了多项组长头衔，深改组、国安委以及网安小组等开启了“小组治国”模式。正常的换届和治理模式的变化共同造就了这种权力的递增效应和身份的渐变。

　　这种身份的变化也体现在博鳌论坛上的三次表述中。2010年演讲中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开篇不远处即提到了胡锦涛的名字，引用了胡锦涛在200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观点，这既是行文的需求，也是身份与政治的需求。

　　2013、2015年两次演讲中，习近平在开始阶段的礼节性欢迎中这样表述：“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然而在2010年的表述中仅仅是“我谨代表中国政府”，这也部分地体现出了身份的差异在措辞上的变化。

　　其二是中国经济环境之变。2010年中国GDP增速10.3%，2013年中国GDP增速7.7%，2015年预期在7%左右，呈现逐年的下降趋势，由此也衍生出了习近平用“新常态”对这种发展速度与模式的定义，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2010年的博鳌演讲中，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已经为今日的“新常态”埋下了伏笔，彼时习近平称要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动创新发展。 2013年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着墨不多，仅仅提到了要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这是经济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调整过渡的阶段。2015年，习近平用500多字来阐述关于“新常态”的理论，称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即便是减速换挡，习近平还是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助力，强调要给予亚洲以及世界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其三是行文态度之变。2010年习近平的演讲中着重强调“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这是一种谨慎的汇报态度，告诉亚洲和世界，我们在努力向世界靠拢。到了2015年的表述，在措辞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行文更多强调“我们应该做什么，各国必须要做什么”，在全文中出现了多达四次的“必须”。很显然，这是从规则探索者和顺和者到规则执行者的一种量能转变。

　　上述转变的底蕴来自于多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次席;第二是随着身份的逐渐变化，习近平自身强硬的施政风格逐渐显现;第三是习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在外交方面纵横捭阖而来的自信。

　　其四是内容之变。除了着重讲述共进、共享的亚洲发展观之外，2015年的演讲中，习近平着力用近500字来阐述由其主导而生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由“一带一路”衍生而来的“亚投行”最近也已步入了实质性的成员终定阶段，习近平在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同时，也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

　　“一带一路”被部分外媒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但因为时代背景和“义利观”的迥然相异，二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由习近平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正逐渐被沿线国家及世界所接纳。由此，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场合，习近平为此而着墨颇多也在情理之中。

　　不变

　　其一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承诺不变。“和平”一词在习近平的三次演讲中共出现了37次，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诠释当下，“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思想为其“和平观”背书，重申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且中国自身也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内部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随同中国的“政经体量”逐渐变大，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局部纷争，世界舆论中不时有“中国威胁论”的说辞，且不论这是一种用心不良的阴谋论，就现实来讲，中国也在朝着共赢的局面迈进。因此，在被称为“主场外交”的博鳌论坛上，作为国家的代言人，习近平处处展现和阐释以和为贵的大道，这是习近平三次演讲的主线，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必有路径。

　　在强调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习近平在2015年的演讲中用大历史观描述了当下的全球格局，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这既是对世界大势的一种判断，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和平发展的希冀与笃定。

　　其二是对差异化发展道路的坚信。“尊重”一词也是习近平三次演讲中的常用词汇，尊重的是什么?是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亚洲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道路，中国同样如此，用现行的社会制度进行差异化道路的发展，第三方没有权力也不应该去干涉他国的道路选择权。“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

　　其三是美日因素的不变。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间接围堵，日本与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海洋纷争，二者是横亘在中方与美日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因此，美日在意识形态和利益上结成了有限的攻守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这种外部的美日因素贯穿于习近平的三次博鳌之行，在习近平着力推进的“亚投行”一事上，美日曾高调反对，暗中阻扰他国加入，但最后的结果已经明朗化，在大势面前，不变的美日因素或许终有开结的一天。

　　其四是行文中对“借古喻今”的坚持。与所有习近平在国际国内重大场合的演讲一样，在博鳌的舞台上习近平依然钟情于古语的表现力，引用大量的古语来阐释现实。这与其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密不可分。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三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变化的身份，不变的舞台，习近平与博鳌的三次相遇充斥着上述的变化与恒定，不管是自身的因素还是客观的环境，这一切都将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愈走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