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占中时代”的香港向何处去？

2014年12月26日，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2014这个马年即将过去，这是颇不平静的一年。聚焦到香港，告一段落不久的“占领中环”运动搅动了整个都市。“占中”就像一面放大镜，把各种平常或明或暗的矛盾都放大给人们看；也像哈哈镜，以变形的方式刺激人们的各种感官。

　　而往前推两个马年，即1990年，这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基本法》。那时候距离邓小平与撒切尔展开谈判已过去了七年多，而距离香港回归也还有七年多。正是在这个缓冲期的背景下，《基本法》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后诞生，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大法。而包括“占中”在内的各种政治运动，无不围绕这个小宪法而衍生开来。

　　可以说，占中运动是香港问题变形极化的展现。香港问题，在《基本法》框架下，是宪制问题；在政治运动视角下，是政治问题；在内地与香港的频繁交流下，也是社会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历史地发生着。这一切创造着历史的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支撑。因此，观察香港问题，不妨先谈点历史。

　　东西之间的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从来就不是香港本身的问题。无论在港英政府时期，还是回归后，香港从来都是在东西方大国间的博弈中一路走来的。

　　1842年后，英殖民者并非采取强殖民化手段，更多是一种放任自流、统而不治的态度，所谓“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因此，香港获得了比其宗主国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空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中更为凸显，香港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香港也扮演着东西方交汇碰撞前沿阵地的角色。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就开始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例如1947年在港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到中英谈判之前，中央的对港政策基本可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维持现状”。1950、60年代因为内地经济建设曲折、政治运动不断，香港也迎来了历史转折。一方面是内地出现了大逃港现象，另一方面文革波及香港导致了“六·七反英抗暴运动”，导致香港社会出现大混乱。运动被镇压后，港英政府也开始调整治港思路，缓和已经积累过度的社会和民族矛盾。

　　一方面，港英政府通过“洗脑赢心”工程建起了一套西方话语体系，种下了香港社会反共反中氛围的根苗。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让更多本地华人参政议政，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将之概括为“行政吸纳政治”。这套手段有效整合与稳定了香港社会。1971年港督麦理浩上台，又大力开展行政法律社会等全方位的改革，史称“麦理浩新政”，使香港面貌焕然一新。港英政府利用上述这些组合拳，基本上赢得了香港的民心。这也不难理解今天的香港不但在事实上仍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心理上仍或多或少怀念港英时期，对中共和特区政府有抵触情绪。可以说，香港在法理上回归了，但在政治认同和大众心理上，仍是悬浮、撕裂状态。

　　1980年代起，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中英谈判开始，香港回归提上日程表。但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却发生了很多之前没预料的事件。例如中国内地在1989年发生了政治风波，继而推行市场经济政策，整个政经走向发生巨大转变；香港政坛上，借助内地政治风波和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后的大力培养，香港的泛民主派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中央也在培养爱国爱港力量，也即今天亲建制派一方。此外，彭定康在政权交接关键时期却大搞自己激进的政改计划，严重背离了《基本法》精神，使得在回归前又制造了一次从上到下政治共识的破裂。

　　这些回归前过渡时期发生的事，连同毛时代中央、香港、英国的互动关系，一同构成了香港回归后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历史大背景。

　　矛盾的五重奏

　　最新的民调显示，有七成二的受访者不满意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六成五对民生状况没信心，认为这与占中的发生、社会就政制发展的纷争进一步升温有关。这次“占中”运动，可以说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如开头所言，它像一面放大镜，把各种矛盾都放大给人们看。笔者今年国庆期间在香港逗留现场观摩了四五日“占中”。结合实地观察与各路媒体的追踪，大约可以梳理出五重矛盾：

　　首先就是“占中”群体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是香港反对派的内讧。表面而言，这次占中主要有五股势力领导或参与：策划发起的占中三子、香港专上学联、学民思潮、泛民饭盒会（一个泛民议员间的议事会）、热血公民等本土激进组织，再加上被鼓动起来轮流“开展工作”的广大学生和市民。事实上，“占中”从一开始就跑偏了：双学先后搞罢课与政总广场抗争，打破占中三子原先计划，占中变成了占钟（政总所在地金钟）。而和平争取真普选也逐步沦为无组织的暴力抗争。多头势力都称自己在领导，其实也就是无人真正领导。

　　结合笔者现场观察，这些势力中，“学民思潮”和“热血公民”等组织最为激进，学联次之，占中三子等发起人再次之，而“泛民饭盒会”中既有梁国雄这样激进的，也有较为温和的。总之，反对派中间的政治立场同样相当复杂。但显而易见的是，戴耀廷等中老年们被一帮热血青少年给抢班夺权了。

　　不过占中势力内部虽然也有如此分歧，但他们的一个总目标仍是稳定的，即对抗香港基本法、对抗全国人大决议、要求实现所谓真普选。这就牵扯出香港第二个主要矛盾，即特区政府与立法会间的矛盾。香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自然是立法会中的泛民阵营。他们在彭定康时期势力和席位一度超过亲建制派。97年回归后，亲建制派力量逐步上升超过泛民，形成了现在立法会议员建制43比泛民27的格局。虽然比例上前者占优，但因为政府想实行重大法案、政策，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所以至少还要争取四名泛民议员通过。但泛民阵营往往很团结，往往采用“拉布”等手段阻挠法案政策的通过。如果建制派还有人倒戈，则是雪上加霜。

　　但这并非没有先例。2012年9月梁振英刚上台不久，双学组织联合反对派抵制“国民教育科”，至今没有下文。2003年基本法23条也没有通过，除了反对派群起抵抗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党党魁田北俊在其中倒戈，致使23条至今搁置。而23条没有通过，也直接导致美国民主基金会与黎智英等外部势力能遥控占中运动，而又免除法律指控。从香港政治顶层设计来看，这也是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造成的议事成本无限消耗。在政改第二轮咨询即将开始之际，立法会内部是否能把共识往前推进一点，行政与立法机构间的龃龉未来能否消减，直接决定2017年能否有普选。否则，反国教、反23条等抗争剧目还会重演。

　　第三重矛盾，则是香港社会民众间的彼此对立极化，并通过这次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娱乐界有王晶与黄秋生等人因政见不同绝交。这个似乎成为从香港到内地逐渐开始时髦的一种朋友断交的理由。而普通香港人间因为“占中”而意见相左而互相肉搏，占中期间报纸上各种大照片我们都看到了。再加上香港的各路媒体通过传媒手段将视觉和声音的放大与变形，这种互动作用之下，香港社会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有报告称，97年回归后示威活动从最初的1000次增加了6.5倍，到2012年达到7500次，香港已成为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伴随而来的则是香港的竞争力开始被上海、北京、深圳等内地城市赶超。

　　第四重矛盾则是香港大众社会与港府、资本的矛盾。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占领中环运动并非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早在2011年10月，为响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一些群体也自发在中环一带开展了货真价实的“占领中环”，但因为未形成社会效应在占领了9个多月后收摊。但那一次占中的主题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有人会问了，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居然会有人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早已经是个普遍现象。如果观察97年以来每年的“七一大游行”的主题，不难看出香港社会对现行体制的不满：2000年开始，“七一大游行”的主题除了要求普选外，还涉及诸如反对官商勾结、打倒金权政治、打倒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改善民生等等，当然也要求特首下台。但是平常大家忙于揾食（工作），无精力表达意见，只能在每年七一的时候发泄一下。

　　这些游行的主题，基本能反映现在香港社会的不满在哪里。香港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结构，在维持表面繁荣与稳定的同时，暗藏着各种不稳定因素。这里提供几个数据，香港现在最有钱的10%的人占据77%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53，近一半的人口月薪在14000港币以下，超过100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香港总人口已逾700万，人口的剧增，在这个拥挤的环境下，生活条件比以前反而下降了。香港的官商一体也在逐渐固化，广大民众普遍感觉整个香港的走势并非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而是一小部分人在操纵。因此，香港的反权贵的民粹主义倾向，也开始愈演愈烈。但资本主义体制看上去如此不可撼动，香港市民也就只能选择频繁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了。

　　中央对港政策看过来

　　还有第五重矛盾，也是最核心的，就是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也好、特别行政区也好，与中央、内地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前面四种矛盾的历史根基都深，是最为持久、也是最难消解的。可以说，第五重矛盾即是对前面各重矛盾的集结呈现，又反过来在激化以上各重矛盾。在社会层面，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内地客与某些香港市民因各种鸡毛蒜皮闹得不可开交，更别说双非孕妇、奶粉等纠结了。而在宪制层面，则是以香港反对派为代表的与中央在基本法态度上的分歧。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既不是一般意义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香港有自成一套的制度和基本法的宪制结构，所谓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但也因为《基本法》是脱胎于中国宪法并经全国人大通过，其合法性又来自于中央的授权，因此又绝不是主权之间的关系，两制又归于“一国”。这是一国两制最直白的解释。

　　基本法中“政治体制”一章单独把行政长官作为一节，并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阐释。第四十三条说，香港特首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请注意，基本法规定香港特首的双负责制，而且是中央在先，特区在后。一国两制虽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一国和两制孰轻孰重，在基本法里已经明确。

　　正因为《基本法》作为香港根本大法，在许多条目上并未更进一步展开，所以给了各派别解读和乱读的空间，矛盾和分歧就此产生并堆积起来。这其中，反对派的掣肘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这里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港府和亲建制派一方找找原因。

　　前文已述，中央、港府和亲建制派间也有矛盾，但基本面可控，都是希冀按照人大决议推进香港双普选的。但问题在于，因为一国两制，中共在香港没有直接参选、治理的法律效力，而是通过中联办、港澳办等机构，以及特首定期进京述职等机制间接地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阐明，“一国两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前者问题基本解决，而后者目前看来确实出现了困难。

　　如果从回归以来宏观层面看，中央对香港的全方面支持，确实让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盘保持住了，这从港资到内地不断投资、中资在港发展，以及内地游客和学生赴香港旅游、学习人数的倍增等都直观可见。六月国新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全面反映了这些。

　　但就香港本地市民而言，他们似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繁荣与稳定给自己工作和民生带来多少福利。香港是个本地认同非常强烈的地方，尚没有完成良好的国族认同，许多市民仍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这和最近澳门回归十五周年民调超过80%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形成鲜明对照。因此，香港市民对本地的利益增减非常敏感，并把自己的利益受损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央的对港政策，强化与中央对立的情绪。

　　香港《明报》之前有篇评论认为，对北京的决策者来说，敉平香港占领易，收服香港人心难。关键是在近三十多年“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指导下，对港政策表现出来偏向走上层路线，倾向工商资本和专业界别，对香港中下层民众则较少照顾，以致中央最拿手的群众路线和工农政策被淡化，自然离香港基层和新一代青年的距离就疏远了。

　　其实，这并不只是中央对港政策的问题，中央对台政策同样有类似问题。而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尤其是1992年十四大以来的政经思路，也基本如此。此外，梁振英在占中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也承认，回归以来因为花更多精力搞经济，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导关注不多，这也能部分解释这次占中运动中为什么参与主体是青年人。当前香港问题的各种纠结，是中央、港府、亲建制派，反对派及外部支持势力，以及许多香港市民的各种不满这三种力量共同编织的。

　　未来怎么办？

　　笔者不是预言家，无从知晓香港未来向何处去。但挖掘下历史数据，我们清楚地看到，香港对于中国内地的重要性其实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是香港内耗造成的，另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内地十多年来的急速崛起。一个通常引用的数据是，97年香港回归当年的GDP占内地的20%，现在降到3%以下。而之前提到的竞争力指数也说明，香港从之前作为内地对外交流的桥头堡，开始与内地抱团取暖求发展。

　　比如11月17日开锣的沪港通。当天的成交量限额提前完成。但开通一个月后发现，买沪股的收益远超港股，成交量自然也是更多。个中原因其实也简单，内地经济处在上升期，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而香港处在政改棋局的关键步骤，至少到2017年都是高风险期。

　　比如最近批复的广东自贸区，很多人认为这是广东在继续抱香港大腿的节奏。但未来可能的趋势是，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角色将逐渐成为一个区域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而非特别行政区高高在上的地位。

　　又比如最近开通的贵广、南广高铁，使得最近粤桂黔三省区的一二把手在贵阳召开建设高铁经济带工作座谈会，共商三省区合作发展大局。那么，看到内地区域间抱团取暖正劲，香港如何与这些地缘亲近的兄弟省区开展合作，以跟上时代的脚步？未来港府在整合香港上下共识上还需下大气力。

　　当然，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中央对港政策的调整，这又影响到港府大的施政方针。最近，习近平与梁振英一周时间内在澳门和北京两个场合分别会面。频繁的会面也说明，后占中时代的香港，气氛已然大变，中央意识到香港问题到了必须重视的时间。习近平在北京与梁振英会面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推动政制发展“应该符合本地的实际，依法有序地推进；应该有利于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这个“三个有利于”，让我们很自然想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出的，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背景和指向不同，但主旨是同构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民生福祉。中央和港府在未来都需要改变之前过于亲工商、专业界别的思路，把“三个有利于”全面落到实处。因为香港政改不是为了进一步地政治化，最终还是为了改善广大市民的福祉。

　　最近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港府日前推出《长远房屋策略》，准备在未来十年开始新一轮公屋建设大计。但因为缺乏资金，因此需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注资完成。其实在这之前很长时期，港府的公屋建设都处于停摆状态。但反对派依然在其中作梗。不过，有学者认为，“有策略点都好过无”，但是立法会能否审批通过又是难题了。因此，目前仍是喜忧参半。

　　至今长远的未来，香港能否改变目前这种地产金融垄断的不合理经济社会结构，强化产业的多元化，培育一批又能带动就业又能产生实在价值的产业，在经济表面繁荣之下真正谋大多数的福祉，也是未知数。总之，本文展现的五重矛盾，可见的未来仍将伴随香港政改道路左右。2015年的香港，或将继续波诡云谲。而习近平，也将迎来执政期间最棘手的一场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