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时事述评，范长江运用确凿的事实，首先叙述、评价了“双十二”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意义；之后评述了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并且说明“双十二”事变的突发，共产党没有参加，在事变4日之后才进入西安。共产党为避免内战，故力主和平，主张“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之后，分析西北的局势，范长江认为“第一，厌战悔祸之心异常普遍；第二，大多数军民绝无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是政策的商讨；第三，连过去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国的精诚，已有深切的了解，只望从政治机构的改善上促进和平统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最后呼吁，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在一番缜密的商讨后，给全国人民带来好消息。
由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完全不同，引起蒋介石强烈不满。从此范长江的活动爱到国民党当局监视，私人信件受到检查。范长江随后连续发表了西安事变前后西北采访记。毛泽东于同年3月29日在给范长江的复信中对他的上述作品表示鼓励。
作品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范长江
去岁“双十二”事变，不特震动全国，亦且使世界惊奇，国人对此事之观察，大体多偏于感情的、对人的方面，而对于此事件演变之经过及其目前的实况，似不无相当隔膜。
“双十二”以来所演成的政治形势，其内容关系于我国家民族前途甚为重大。但此种政治趋势，尚在未定期中，将来之为祸为福，要视中央当局及全国人士对此事了解之正确与否，关乎处置之方法，是否妥善为断，尤以在此三中全会期间，对此事之前途有决定的关联。记者奉社命视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亲历陕甘宁三省，曾与各有关方面作详挚之研究，深觉西北局势之重大机微与紧迫，非中央当局与全国人士加以真实之觉察与断然之措施，将遗我艰难之国家以不可想象的恶果。
“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曰”等流行的政治宣传，而实际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至于对外应有一定步骤与充分准备一点，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数感情冲动者外，实无人加以反对。
此种观察，当使国人感觉惊诧，然而如能了然于此事之经过，亦当觉此种结论，乃属于当然。
“双十二”事件张学良与杨虎城所采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坏国家纲纪，军队纪律，而尤以用兵变方法，袭劫统帅，除法律与道德上造成重大责任外，万一对蒋委员长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有酿成大规模内战之可能，当事者对于此点，今亦深致其恐惧之回忆。然而“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势。
“九一八”以前东北军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论；然而“九一八”以后，东北人身受国破家亡之惨痛，流离漂泊之辛酸，由于事实之逼迫，“重返家园”之心情，普遍于每一个东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顾自身之力量，决不能单独达到“回家”之理想，张学良氏海外归来，即率部坚决拥护领袖，执行中央“围剿政策”。努力自效，以待时机。但是东北军在西北展开剿匪期中，由于一再之重大损失，由于俘虏与实际接触之结果，于是政治信念动摇，秘密往还加多，去年以来，陕北剿匪工作，实已停止。于是东北军转而希望转变中央之政策，张对中央一再讨论之结果，而自身则已无法统驭其部下。绥远抗战爆发，更刺激张部之动摇，再加以许多人事上的摩擦，使问题益趋复杂。张在此种情势之中，以请求蒋委员长容纳其主张之心情，加上一时之昏急，遂发生临潼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