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左一）在西北地区考察时留影
“双十二”事件张学良与杨虎城所采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坏国家纲纪，军队纪律，而尤以用兵变方法，袭劫统帅，除法律与道德上造成重大责任外，万一对蒋委员长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有酿成大规模内战之可能，当事者对于此点，今亦深致其恐惧之回忆。然而“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之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势。
“九一八”以前东北军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论；然而“九一八”’以后，东北人身受国破家广之惨痛，流离飘泊之辛酸。由于事实之逼迫，“重返家园”之心情，普遍于每一个东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顾自身之力量，决下能单独达到“回家”之理想，张学良氏海外归来，即率部坚决拥护领袖，执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效，以待时机。但是东北军在西北展开剿匪期中，由于一再之重大损失，由于俘虏与实际接触之结果，于是政治信念动摇，秘密往还加多，去年以来，陕北剿匪工作，实已停止。于是东北军转而希望转变中央之政策，张对中央一再讨论之结果，而自身则已无法统驭其部下。绥远抗战爆发，更刺激张部之动摇，再加以许多人事上的摩擦，使问题益趋复杂。张在此种情势之中，以请求蒋委员长容纳其主张之心清，加上一时之昏急，遂发生临潼之不幸。
陕军之下级干部，亲见东北流离之苦，兼受绥战之兴奋，与受共产军之宣传，剿匪政策之执行，早成疑问，上级当局再因势而加上若干当前利益之考虑，与夫内心的不安，对“双十二”之支持，遂有与东北军并驾齐驱之势。
经江西封锁突围而出，困苦流徙二万五千里而至西北之共产军，在艰难流徙中对过去政策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内感行动过程中事实之教训，土地革命虽因于中国农村之性质，可以随时发生，而斗争之前途，距政权之获得为期甚远；外感国际情势之严重，眼见今日自身寄托之国家舞台，沉沦可待，遂渐舍弃阶级斗争之策略，而采民族革命的政纲。其在西北之方针，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线，以待对内政治问题之开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对外，以博国人之同情，而实质上对内之期待甚为殷切。其与张杨部队之往还，盖为对内政治问题上入手之初步。“双十二”之突发，共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指“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消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同此遭受青年派强烈之反对。
张学良陪蒋委员长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西安之后，青龙派与群众大哗，后得张留京消息，战争空气达于沸点。经月余之酝酿，青年派军人与政治工作人物，逐渐有自由活动之势，而对方则三位一体。感情激荡，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壮军人计谋暗杀高级将领十六员之大变。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狙击。当时局势混乱，势不可已，而坚决主和痛责少壮军人，首先以急行军撤退者，仍为共产军。
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之生存；同时不必反对法西斯，因实质上中国无法西斯。法西斯之条件，一方面侵略国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压迫国内的工农，中国国内任何势力皆无此第一条件也。
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
西北目前的局势，已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是过去任何一件地方事件可以比拟；同时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而下军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厌战悔祸之心异常普遍；第二，大多数的军民绝无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是政策的商讨；第三，连过去坚强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国的精诚，已有深切的了解，只望从政治机构的改善上促进和平统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三中全会现已开幕，对于当前的政治大问题，当然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不但水深火热的西北军民切盼着这次会议给他们好消息，全国民众也以异常关切的心情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