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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因何与《大公报》结缘:胡政之唯才是举

范长江曾感言,1936、1937两年间所写的战地通讯随笔是其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在《大公报》社工作的这几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曾被要求写的隐晦一些,其余文章都是按照原文发表未有删改。可以说,《大公报》给了范长江施展才干的机会,提供了方便,并为他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才使得他大有用武之地。

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期间的范长江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生于1909年,四川内江人;年轻时受大革命影响,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从1935年5月到1938年10月,范长江在《大公报》社工作达3年之久,发表文章共150篇左右。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范长江又是是怎样进入报馆的呢?

  胡霖唯才是举,长江进入报馆

  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还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范长江就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投稿,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1934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平开年会,许多专业记者只对会议作简单报道,而作为业余通讯员的范长江却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赏识。

  胡政之唯才是举,1934年下半年,他让《大公报》社驻北平办事处的杨士焯找到范长江,要长江专门为《大公报》写稿,不再向其它报纸投稿,每月由报社付给他15元固定稿费,而不再按稿计酬。随后,胡政之还到北平约长江谈话,内容还是杨士焯说的那些,其目的是要观察长江一番。事后,他对杨士焯说:“此人才华很高……”。由于稿费能解决长江当时的生活困难,他同意了这个条件。从此,新闻记者成了长江的固定职业,他正式登上了新闻舞台。

  胡政之对范长江所说的关于“诚”的话,是在1935年4月末。那时《大公报》已同意了长江的西部考察计划,长江随同四川工商团一同前往天津,然后南下。在天津,长江前去大公报馆拜访胡霖,向他表示感谢,也向他请教。胡将自己曾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新闻讨论周期间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向长江说了一遍。一句话,就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个“诚”字。后来的新闻实践教育了范长江,他懂得了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政治认识”,他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新闻工作变化最大,等于交通工具中的飞机,如果没有了定向乱飞一阵,非闯祸不可!”1935年5月,范长江进入报馆。

  长江成名、成熟,《大公报》影响扩大

  长江在《大公报》工作时期,既是他的成名期,也是他的思想发生质的飞跃的时期。说是成名期,因为他的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在此期间公开刊出,《塞上行》等战地通讯等作品更为他添光加彩。说是思想飞跃期,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内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其作品《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正是这思想飞跃的标志。以此为界,长江的作品可以分成两部分:思想飞跃前的作品,包括1935年5月到7月发表的《旅行通讯》,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1936年8月到1937年2月9日前发表的《塞上行》的一部分;思想飞跃后的作品,包括1937年2月发表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塞上行》的一部分、《川灾勘察记》、《西线风云》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长江思想变动的轨迹。

  1935年7月中旬,长江带着深入实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目的,开始了他的西北之旅。在旅途中,他了解到红军北上的消息,就把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作为西北采访的目的之一,在报道中注意报道红军的消息。除了在《中国的西北角》中用一定篇幅报道红军长征外,还另写了7篇通讯:《峨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去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松潘战争之前后》。这些通讯载于1935年9月13日到1936年1月11日的天津《大公报》,未收入《中国的西北角》,后来被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冠以“红军与长征”之名。

  这些通讯,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表现出长江高度的民主主义精神,但也暴露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不甚理解。长江自己后来也说:“我还不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来写文章,因为我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能有这个立场。但是,我也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所谓‘剿匪’立场。我那时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要锋芒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是主张马上要消灭国民党。”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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