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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历时10月行程6000里走访西部五省

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1935年7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大西北,跋山涉水十个月,后来在《大公报》上连续刊登了旅行通讯,真实深刻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部的状况,首次客观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图为范长江西北行所摄照片。

  1935年初,年仅26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他曾设法与《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等多家报社联系,均未接受他的采访计划。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该报总经理胡政之,他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胡对范的采访愿望和写作计划大为赞赏,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为其写了许多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很快,范长江就被《大公报》社聘为旅行记者,还发了“记者证”,且预付了稿费。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老牌报纸,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北方大报,中经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再次创业,与南方的《申报》《新闻报》南北鼎立,堪称全国报纸的“三杰”。《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均系无党派人士,说话超脱,言论果断,他们在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社交广泛,人脉熟稔。同时,《大公报》为了采访和发行的便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办事处(分销处),他们与各地也有经常的联络,这样,范长江的旅行采访,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范长江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

  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如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

  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他写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的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在叙述了刘志丹分土地、反捐款、反派款后,他又分析说:“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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