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万里关山》（载《塞上行》，天津大公报馆1937年版）
西安政局，既已开展，记者又奉命入陕北。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罗瑞卿先生陪送之下，开车直驶肤施（延安）。两辆载重车，载些鞋子衣服等，我和博古车上，装了一车的《左派幼稚病》小册子，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面飞来的几十万法币。同行有西安新闻界和学联的朋友。
那天城内外的东北军和陕军都在纷乱的撤退，汽车大车牛车毛驴，什么交通工具都有。而运送的东西则从军火军实至破铁炉子也全带上，真是彻底的搬家，秩序异常零乱，大概撤退命令太仓卒一点。陕变主力的特务团士兵，更是无精打采地退出西安，低着头，倒拿着枪，好像不胜颓丧的样子。
路上和博古先生谈起天来，他曾一度作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今年刚才三十岁，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我们首先谈战争，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经过。
五次围剿“广昌大会战”之后，陈诚将军取得重大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中央苏区，朱德、周恩来和博古三人退到战场南面一间小村中，商议今后的办法。红军主力牺牲很大了，主要战场破坏了，再度决战的前途是相当可怕了。后来毛泽东赶到，细加商量，乃决定“突围而出”！
围是突了，沿途所遇到的困难却非常之多，单是沿途所遇的大河，已就可观了。他先说“过乌江”。那里没有桥，渡船也被省军破坏，水急而深，又没有普通架桥材料，大家到了河边，皆望河兴叹，河那面还有人把守。后来刘伯承赶到，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材，尽力想法。首先泅水过去十几人，赶走守兵。然而各种架桥尝试，皆告失败。乃发动工人伐竹，削竹为篾，绞篾成索，编篾成筐，以索系筐，筐内盛石，抛入水中为锚，作成急水中架桥之基础，然后编竹为筏，以锚系筏，联筏为桥，而乌江天险始得渡过。
过了乌江，是直进川西南，川军郭勋守着土城，彭德怀去进攻，据侦探报告是二旅，以为满可以打下，谁知越打越多，打出五旅来！老彭损失不小。郭勋作战颇为沉着，他们在后面用远镜看郭勋的后方，有几次都有动摇模样，然而皆被郭勋镇定了下来。
金沙江之偷渡，亦皆有趣，后面追迫很紧，他们乃以少数部队佯走大渡口，而大部急走小渡口，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辖地，他已奉令将船只靠在北岸，南岸红军无法渡河，后来捉着了土司的“文案”（书记文牍之类），用他出面叫船，船夫不察，放船南来，才算混了过去，而大渡口的部队，亦飞速转到这一路来。因为船少人多，他们曾用粗布为链，想架索桥，结果是布力太弱，不能胜重，完全失败。
金沙江曲之中，会理西昌一带有未开化的夷族，他们的社会经济还在游牧时代，捕获外族的男子，有时杀戮；有时收为奴隶（称为“娃子”），利用其劳动力。红军的开路先锋走到森林里，被他们突如其来的打死将近一百，而且死得很惨。因为夷人对付人的方法，是很原始的。刘伯承对于西南情形很熟悉，还是他出来办交涉，和黑夷首领吃血酒，相约各不相犯，即古代春秋战国“歃血于盟”的办法，这种迷信方法对他们很有效的。
石达开将军从东南经西南绕出西北的伟大军事企图，是失败在大渡河边，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遁逸他的踪影。石将军最后的停住处是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是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河对面是杨森一营的军队布开着，后面呢？遍地的原始黑夷，退也成问题了。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靠在南岸，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无人敢于划船。乃重价征船夫，每人划对河一次，价代一百元。重赏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来应命。但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大队亦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以攻拆桥之守兵。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拉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成泅涉。拉子口两岸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却，十万大军到此，亦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亦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咸阳至三原途中，遇到许多徐向前旧部，他们是被胡宗南关麟征腰击而没有渡过黄河的队伍，现归萧克率领着，他们多一半是四川人，听不懂博古的话，我还作了一次翻译。
西安三原间，要经过三个渡口，第一是渭水，有桥可渡。第二是泾水，有船可渡。第三是泾惠渠，那时可以涉水而过。路上往来的车辆很多，因为撤兵的原故。
三原附近，零星的住些红军，黑军衣黑军帽，帽上有红星，是他们外形的特点，他们多半是年青活泼的人。普通军队的形式军容，看来他们很不注意。
那时三原城，成了小西安，许多西安原有的团体，如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等都移到三原来了。许多青年都纷乱的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带跑，他们对于中央军入西安有些过分的恐惧。
因为等保护的部队，恐怕路上遇到土匪，费去很多时间，当晚住三原。大饼和开水解决了晚饭，一间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还睡着我和博古两个人。
傍晚在三原街上还遇到叶剑英夫妇，他是到附近二十里云阳地方的彭德怀那里去，他穿着学生服安闲在街上走着，谁也难看出他是作战异常果断的旧任红军参谋长。
我们坐的那辆车子，是红军自己买的。在西安事变前十个月，已经挂着王以哲军军用车牌子，在西安延安间往来运输，西北之必然会出乱子，已不是西安事变前短时期之酝酿了。
博古那时谈红军将来之地位，谓名称编制更易之外，原有领导干部应维旧状，政治委员可以由中央派去。因为政治委员的制度，来自苏联，苏联革命初期，红军缺乏军事人才，故不得不利用有军事技术之旧军人，而用忠实党员为政委，居监军的地位。中国红军之军事干部皆为党员，故不必要政委也。
七日起身，各人自己收拾行李，不出十五分钟，博古的行李已自己弄好了，这是长途行军练成的。汽车夫反而落在后面。
同店有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他要去当红军。他无论如何吃不消的。理由是他在西安参加过救国会，他听说恐怕将来“不得了”！
三原北去有许多台状地带，九十里至耀县。耀县城外有一座新式大木桥，桥基坚固，桥身宽敞，有些重要国营公路还不及它，陕省公路建设当局，至可敬佩。
县城里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人，他们过半是军裤，最多不过穿棉衣，问他们，答案是：“穿多了不好跑路。”我们穿双层皮的人，完全是平日少锻炼之工了。
城内商业照样维持，原因是红军对于社会秩序，已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他们行动的事实，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
三原到耀县从前架有轻便铁道，供陕北剿匪军运输之用，现在和平解决后，这条铁道是无的放矢了。
同官以上，进入山地，所谓“北山”区域，从此开始，陕北和关中就在这里分界。同官至宜君完全在山沟里走，有好十几座水门汀桥，修得整齐美观，皆陕省建设之成绩。沟尽，山行不远，即到宜君。
不妙的是在不到宜君十里左右油房台山上把车坏了一辆。只好放下些东西，把人先用一车带走。
坏车处，小山村老妪出来关照我们：“诸位老爷以后过车，请留心我的孩子，不要把他压着了！”他不问我们是如何来历人，专是想到她自己的事，专为她自己打算。一切皆为自己打算，这是人生和宇宙的大法则的流露，也就是“约法三章”和“为民请命”这一套所以成功的原因。
宜君位于山上，小得可怜，开水无地喝，而鸦片则到处皆有。县政府又在县城山头上，这完全是古代战争城堡的修筑法，不合于经济生活的原则。
七十里至中部县，穿城不过半里，和宜君有难兄难弟之分。宜中两县都在破碎的黄土高原之中，陕北贫瘠本相，至此一目了然。
车到洛河渡口名交口河地方，大冰冲坏了便桥，过不去，而修桥亦非短时可能。我们一面派人至洛川打电到肤施要车，一面寻附近村庄过夜。破土窑洞里，又成了高谈政治的地方。
红军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长要苦些，不过和旁的军队，程度有差别，将来军费充足后，相差的程度怎样，还待事实的表现。
涉冰过洛河，八日住洛川，县城在原上，张学良指挥剿匪，曾坐镇于此，今则红星帽士兵随处可见。红军初到陕北时，不懂方言习惯，他们夜间驻营，总向民间借门板等作卧具，所以常向妇女说：“老板娘！你的板子借我睡一吓。”她们必起异常羞怯与不安，答应一个“不！”字。当然这边再行说明理由的继续要求：“板子睡了退回你还是好的！没有关系！”而他们所得的回复是：“我怕！”原来陕北所谓“板子”是指女人特有的生理部份，当然她们不能随便借给人睡了！
红军的政治工作相当成功，送我们的士兵，谁也可以讲一篇大道理，“帝国主义”，“殖民地”，“革命”，……无比其多的新名词，他们讲得无不顺理成章。俨然受过多年政治教育。
这些年轻的红军官兵，说起打仗完全是儿戏，没有紧张意味。好像中学生谈赛足球，李惠堂那一脚踢得如何有劲，叶北华如何传了一个好球。少年和青年人的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
在洛川县政府里过夜，木炭余烟，把我昏迷了过去。我心里明白，只是动不得，说不出话来，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继续。我感到危险，拼命挣扎，好容易滚下了床，开了门，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气，几分钟后，才恢复了清宁。几乎走上丁文江先生的老路！个人生命实在容易毁灭，不及时作些事，很快就告结束了。
晚间曾大雪，九日赴肤施途中，只见大雪盖满山谷。汽车经行破旧的黄土高原，上下三个峻急的山坡，不是机器完好的汽车万万上不去的。
鄜县城外汽车站旁，有飘红旗的红军联络站，他们相互间“同志”“同志”的称呼，态度非常亲切。
鄜县北行不远，公路旁有泉水涌出，结冰盖路面，下临高崖，滑溜可怕，车行其上，直赌命运。此后道路，乃顺洛河东岸北进，以赴甘泉。河东西山头上尽为碉堡，村庄墙院亦已完全碉堡化，皆东北军剿匪时之陈迹，而今大有人去楼空之感矣。
甘泉县不及内地中等村庄之富厚，城内房屋凋零，人家无几，县长无多少事可做。盖鄜县以北，已成苏区，田地皆经分过，另有苏维埃政府管理，县府连钱粮等亦收不到，县府经费，全恃省府津贴维持。
午尖于甘泉红军联络站，腹饥甚，面条煮好，皆虎咽狼吞。
甘泉是过去剿匪大战之场，东北军某团长被擒的榆林桥，何立中阵亡的崂山，红军中人皆为我们指手划脚而道之。
甘泉再北区肤施，路与洛河分离，另遵谷道进，谷中平日有四川人利用山中泉水种稻。谷尽，过富有森林之山峡，出峡，顺北谷下，沿途人家稀少，土地荒芜，村庄残破，无一不象征大兵之后者。沿途标语，极为划一，有“统一战线”标语，有“一致抗日”标语，“有改良工农生活”标语，最多不过十几种。绝无反国民党，反国民政府，及反对蒋委员长标语，“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的标语也没有了。
将至肤施，遇到近百的徒手红军，系下乡打柴作燃料者。服装残破，单裤居多，十四五岁小孩不少，他们在路上到处打打闹闹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