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友诗：民族精神与“复礼”运动

　　文|凌友诗

　　中国的振兴，必赖民族精神以支持。然而今人常有建构民族精神之说，又有与时俱进之说，令人迷惘。民族精神，是民族经历漫长历程所积累形成的价值体系与信仰系统，为一代代人所信守、所践履。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慧命相传。”

　　假如时代变迁，传统中断了，或有其他的价值体系混入，例如中华民族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轻易说“扬其糟粕，取其精华”，认为两种民族精神可以很快地来一次融会贯通。因为这种人为的思辨工作，违背了民族精神自身的延续、完整和独特。民族精神的交融，只有在自己的民族精神承传得很健康、实践得很蓬勃的时候，对其他民族精神之合于我之处，自然加以吸纳。我中华民族当今最需要做的工作，决不是人为地建构我们的民族精神，而是忠诚恢复我们民族精神的原貌，并且加以尊重与发扬。

　　一天人　合内外

　　史学大家钱宾四先生曾经用“一天人，合内外”来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即天人一贯，内外无间。中华民族的先祖，不像笛卡儿“我思故我在”那样孤绝独立地看待自己。古人仰观俯察，发现自己之外有一个“天”，一个有意义、有意志、有秩序的天，故有天道，需要我们依循敬畏。中国人的天，没有位格，不是一个神，更无神人的隔绝，故可由天道而生地道，而生人道。天，与地，与人，感通同一。现代机械化物理性的宇宙，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天地不能与人感通同一，人道只能剩下权利与法律。

　　中华民族以“个人”为中心，在这纵的天、地、人之间，又有一横的关系，就是历三代后由孔子深化发展出的人道、人伦。中国人的人格，围绕天地而形成，也围绕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五伦而形成。在每一伦关系中，自己与对方都有一个身份，比如我是子，对方就是父；每一个身份又有一个属于他身份应有的德目：子有子之德，父有父之德。子之德曰“孝”，父之德曰“慈”。夫之德曰“爱”，妇之德曰“顺”，由此而推出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朋友有信。所以说，中华民族精神，乃是紧扣着“天、地、君、亲、师”这伦理关系而生出的“敬、畏、孝、慈、爱、顺、友、恭、忠、义、诚、信”。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道德的个人主义，与西方权利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

　　礼最能表现民族精神

　　礼的定义有三：第一是礼貌与行仪，指待人处事的谦和态度，所谓彬彬有礼；也指日常合宜合度的行为，比如排队、辞让。第二是道德规范或行为份际的统称，所谓“克己复礼”。第三则指礼制与仪典，是一种仪式，而且常常与“乐”放在一起，因为进行礼仪时通常都是有乐相伴的。例如天子行八佾之礼乐，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

　　第二个意义的礼（规范与份际），以及第三个意义的礼（礼仪），与我民族精神的复兴有至为重要的关系。在天地倒悬、物欲充斥、人伦散脱、价值解体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以谈论民族精神的方式来复兴民族精神。复兴民族精神必须建立一个途径，就是依附着具体的事物去践行，让大家慢慢培养出行为习惯，再从这行为习惯中领悟出精神来。《礼记．曲礼》中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因此这个途径，这个具体的事物，就是“礼”。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复礼的原因。复礼的目的在于复兴民族精神，最终在于振兴中华民族。

　　近年提倡“复礼”、“行礼”最力的清华大学彭林教授，首先教导学生用学到的传统书信知识，给父母、老师、同学写一封格式规范、文字典雅的信。于是学生渐渐体会到：自己与父母老师是有上下等差关系的；与同学没有上下等差，但是有距离；与兄弟夫妇则又更近一点。学生开始了解人伦，与之伴随各项人伦的道德义务，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发生了变化。彭林教授也呼吁恢复传统的礼仪，他对出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见面礼等，均认真考证，复其原貌。孔子当年的礼教、乐教，传授的多为礼仪。我认为，要复兴民族精神，恢复礼仪比恢复行为规范，来得更迫切，也更为收效。

　　过去数十年，我们把“礼”当成是士大夫上流社会的东西，与人民大众并不相契，对礼忽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段时期为了表示人人平等，军队没有官兵上下，社会上没有职称，儿女可以批评父母，学生可以斗争老师。然而平等再好，失去了礼的秩序和道德，终将难以持续。我们这才体会到孔子注重礼教的用心良苦。

　　因为，礼仪不但具体，而且有完整的过程。它的内涵比行为规范丰富得多，而且在舞、乐配合之下，可以引起行礼之人感情的激荡。礼仪所传递的讯息因而得以内化人格之中。

　　礼教与复礼的意义

　　其次，每一个礼仪的进行都是庄严肃穆的，行礼之人必须收束自大浮荡之心，学习在进行礼仪那一刻用庄严肃穆的态度去对待仪节。庄严肃穆，就是“诚”、“敬”。我们的民族精神，核心是“诚”、“敬”，现代人最缺“诚”、“敬”，因此要靠礼仪来重新赋予一个人“诚”、“敬”的体验。我们常能在日本人身上看到一种“诚”、“敬”态度，他们的态度多来自于行礼。

　　再者，中国传统礼仪，不论出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见面礼，都离不开一个身份，行礼的主角是以一个身份去进行这项礼仪的。例如成年礼，这主角年满十八岁成为成年人；婚礼，这主角要当丈夫、要做妻子了。因此，一个礼仪，确立了一个人的身份、资格，伴随这身份、资格应有的德性与道德义务也因之确立。

　　又复中国传统礼仪的内涵，是“天、地”和“、君、亲、师”十字打开的，无论何种礼仪，“天、地、君、亲、师”都不会缺位。这是因为古人在设计礼仪时，他的世界观就是有天、有地、有人的，行礼的主角不孤绝存在，故而礼仪中必有感天地、祭祖先、孝父母、尊君上、敬恩师、谢众生等等环节。今人参与行礼，他的生命在这礼仪中变得宽阔，接续天地、追溯先人、连系人伦、开启未来……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格世界在他面前展开。一个人格世界闭狭的人，很难想像他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属于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

　　当此礼乐散佚已久之际，要恢复礼教是要花大力气的，非必政府登高一呼不可。蒋介石早年在台湾激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传统文化保存良好、民众多具传统美德，乃“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功。当前政府如果有志于复礼，仍需先立其大，应首先恢复国之大礼。

　　中国古代的君主对于家国和文化是很有责任感的，他知道，举国要懂得报本反始、崇德报功，国家才能有国格，人民才能有教化。正如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中国恢复国礼，当由祭天、祭祖而始。祭天是尊天道，祭祖是述历史。又由于文化主体性恢复之必要，当前国礼还要加上祭孔。祭孔乃是宣教化。未来中国之民族精神，必由尊天道、述历史、宣教化鼎立而成，其他现当代的东西，都只是旁枝。

　　倡设“中央礼制委员会”

　　在古代，国礼由礼部来负责。礼部是主掌祭祀、教育、考试三个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部门，可见国礼之重，层次之高。我看，或须成立最高级别的“中央礼制委员会”，来统筹、举办祭天、祭祖、祭孔的国之大事，方为恰当。应高度重视国礼，当成内政的精神脊梁，建立最高规格、全民重视的隆重仪势。

　　至于军礼，当代中国是非常完善的。我们常能看到军容整齐的三军仪仗队和威武的升旗手。只可惜，军礼多只在节庆举行，没有日常化。我很欣赏台湾的忠烈祠。忠烈祠供奉？历来为国捐躯军人的牌位，几乎每一位都有名字和行旅。忠列祠门外，终年皆由三军仪仗队站岗，他们神情肃穆，挺拔昂藏，神圣不可侵。每天，仪仗队进行三次换班仪式，其步履沉重而缓，与解放军之轻快不同。这时，我每爱驻足长听，听那长枪敲响在先烈灵前石板地上的声音，刷刷的钢铁之声震彻云霄，与英灵两旁石柱上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交互回荡，惊天地而泣鬼神。

　　哪一天，我们的国魂能这样荡气回肠地响彻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呢？我想，这当已超越军方一方之事，而仍将归“中央礼制委员会”来安排。若然，则民族精神又当融进中国现代史中最为感人之一页。

　　尊天道、述历史、宣教化，精忠报国。如斯，则中国如何而能不强！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