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论点还得益于另外两个人的研究。其中一个是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但很遗憾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我认为柯林斯应该得诺贝尔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1980年预言冷战会在10年内结束的人。当时，没有一个国际机构的专家、没有一个苏联或美国的学者预测到了这一个时间点。他拥有非常准的直觉，同时建立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框架。他写了一本关于各哲学流派的书，在思考分析哲学派别时，他认为这些派别是由有趣的想法所组成的一个个的注解。其中一个就是20世纪的巴黎。在1900-1960年，你会希望身在巴黎，而不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太无趣。那么2000年前的人们希望在罗马还是雅典？事实证明罗马帝国战胜了希腊，但是知识分子们仍然希望在雅典。因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多在雅典这个古老文明的中心，而不是罗马。所以，对他而言文明是基于远距离的网络组织。当我们思考中国文明的时候，这同样是一种有趣的观点。现今由于中国人遍布世界，海外的华人都是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21世纪的中国力量事实上超越了中国本身，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化社会。另一个人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伊莱亚斯(Norbert Elias)。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好奇，即欧洲贵族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形成餐桌礼仪？他们甚至人到中年都不知应该怎样在餐桌上表现。如果给他们刀叉，他们就开始偷其他人盘子里的食物，甚至用刀具刺伤他人，进行食物大战。但300年后，他们变得非常有礼貌，穿着得体。这就是文明进程。但是，文明的进程是可逆的，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曾是个文明的国家，但到40年代则充斥着大规模的屠杀。所以伊莱亚斯认为文明大国需要加倍小心，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不文明。事实上美国也是如此。在“911”之前，无法想象像美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去折磨别人。但现在这变得很寻常，如果美国人认为这个人会危害我们，那我们就选择折磨他。我们在五年间完成了从文明到不文明的转变。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转变。因此，伊莱亚斯警告我们当前的文明无法保证永久的文明，这是可逆的。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化”。我想“中国化”应该意味着使世界更加适应中国。许多人认为像美国化以及欧洲化一样，中国化意味着中国文明作为中心正向世界扩散，使整个世界看起来并且表现得更像中国。许多中国人也认同这样一种嵌入在文明扩散与传播中的假设。但我已经说过这其实是错误的。中国文明内部存在多元性，你们其中许多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中国化意味着扩散多种文明而非单纯一种文明。当然，使世界变得与中国类似的欲望是可以理解的。四五十年前美国曾有这样一篇论文认为国家都希望创造一个使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的确，美国也这么做。例如，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到欧洲旅行，但他觉得并不适应，他不理解欧洲世界的行为规范与习惯；但是，当我到亚洲旅行，来到台湾地区、韩国或是中国大陆，作为美国人的我就可以很好地适应。当然只有大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小国不行。
中国致力于在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并不想称霸世界。中国化将意味着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这是中国化的特征，同样我相信也是其他文明的共性所在。印度化，日本化，伊斯兰化，欧洲化以及美国化， 皆是如此。但是，当我在美国进行这一议题的讲座时，所有美国听众都很恐慌，他们认为中国化是危险的，但我认为不是，它就像美国化一样，而他们本身并不对美国化感到恐惧。所以这里的假定是世界上的所有文明进程包括中国化或美国化将使世界变得更适应中国或美国。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你试图塑造这个世界，世界将重塑你。正如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做的事，这个世界会反弹。有这样一个例子，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庞大、最有影响力的、收益率最高的产业。底特律曾是全球的汽车中心，但是如果现在你去底特律，会发现它正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是一个在衰弱的城市，充斥着犯罪与毒品，失业率高达20～30%。这个被美国化席卷的世界找到并且实现了制造更好、更高效、更廉价商品的方式，这个方式反过来使美国汽车制造业逐渐衰退。这就是文明的力量。所以，当中国化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传播，我可以作出这样可靠的推断：中国化的过程也会是双向的，中国如果想改变世界，世界也会改变你们。
现在中国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例如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输出大熊猫及其形象，希望维系一种良好的公共形象，使人们更加了解中国。这种做法是有意识的文化宣传手段，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是未经考量的。例如，中国政府军事预算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变得更富有，政府拥有更多的税收。同时政府部门为得到它们应有的预算而互相博弈。美国与欧洲各国也都一样，当经济增长，分配增加；经济下滑，分配减少。所以，有些做法是经过深思的，而有些不是。商业开支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一家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了上亿美元，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投资决定。但由一群在非洲经商的中国商人引导的当地城市的转变，则是中国政府未考虑到的。在外交政策中也一样，中国化可以有多种形式。
目前对于中国化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化很好，世界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我的一个朋友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写了一本书，他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结构之中，在这一历史中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都愿意去买他的书，而美国人则会感到不安与恐慌。第二种观点是去中国化，这是美国人所喜欢的。美国人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变得美国化，中国最终也将变得和美国一样。的确，美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影响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你去巴黎，那儿的人仍然说法语，仍然品尝精致的美食，仍然看不起美国人。这些在200年间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在我看来，单一的中国化与去中国化都不正确。我认为中国化会产生混合的结果，中国化将把新的、旧的事物以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创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纪。
现在我想举几个例子。有一本有关盎格鲁美国的书认为，东西方的认同其实超越了东西方本身。所以，如果你问几百年前的自由主义的美国是什么样的？我们说他是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那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现在美国已不是帝国主义的(你们认为可能是)，它相信主权构成的复杂性，而且它也不再是种族主义的。可见自由主义在不同时间段所展现的内涵是不同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同样也是这回事。这是因为美国内部的多元主义让不同的声音共存，这使得旧思想被新观念所取代。
我2008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人们问我，谁将赢得大选？我说这很难讲，但奥巴马的胜算很大。他们很惊讶：“什么？奥巴马？但他是黑人。他不可能赢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因为美国人是种族主义的。我说：“是的，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但我们已不再像几百年前那么极端。”当我2009年再来中国时，我问了当初这些人，“你们现在怎么看美国？”回答我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因为他们没有新的答案。事实上，他们忽视的是美国公民社会内部的活力。这就是美国通过公民社会不断更新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本书所表达的就是这个。
最后我想以一种不将中国置于中心的观点来结束我的讲座。有两个非常伟大的文明，他们和“大环境”(这里所指的“大环境”，是“全球家园”(global ecumene)，亦即一个承载人类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全球体系)联系在一起，分别是伊斯兰，以及美国。美国有一种垂直的纽带，那就是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可以在如此大的中国大学的教室里说英语。当你们到美国大学的教室里说中文，那将是一个非常小的教室。所以对于英语的控制将是一项巨大的利益。同时，美国与权利革命有一种独特的联系。例如同性恋权益运动，美国的同性恋者正迅速被接纳。还有用于动物实验的小白鼠，将是下一项权力革命的对象。在所有这些中，经济权利革命值得一提，中国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从没有如此大量的人口脱离贫困，但这在中国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崛起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许多极度贫穷的人口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同样，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蓬勃发展，文化娱乐产业也拥有广大的发展前景。而伊斯兰则建立了一种不同的联系，伊斯兰是唯一一个全球的文明。它从印度尼西亚开始，延伸到塞内加尔，再到世界各大中心，要比中国文明扩散得多。伊斯兰是一个拥有众多成就的充满活力的世界文明，同时有广泛的地缘渗透，他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横向上的纽带。但是它很难进行权利革命，其中有一半的人口是处于极度弱势的女性，他们难以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重大突破，尽管4000年前伊斯兰文明曾走在科学的前沿。同时，流行文化产业也难有进展。
所以，这是两个与全球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明。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同样来自法国、日本、美国的学者，他们都认同全球化，但全球化环境是薄弱的，并非如此地厚重。
2000年来我们所认识到的正是一种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共识，这使全球化的大环境如此有趣。在其中，我们争论，我们存在分歧。文明之间也是一样。但我们对这个全球大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存在一种强制性的单一标准，如帝国主义或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世界的文明远远复杂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超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去寻求其他我们从未思考过的方式，以及那些我们从未实践过的做法。
最后，让我以一位著名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节诗结尾。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天各一方。”
这是亨廷顿的立场，这也是我在这场讲座中所批判的。
“没有所谓的东方与西方，即使它们来自地球的两端，它们仍可以相互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