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2010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的48.85%为2008年后发生的，并且地方债务是全国范围的。2010年底，全国2856个县级政府中，只有54个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除此之外所有的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都举借债务。更为突出的是，地方政府债务还呈加速发展之势。根据审计署2013年的审计，包括负有偿还责任、负有担保责任和其他相应债务在内的全部地方政府债务由2010年的10.7万亿上升到2013年6月的17.99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近20%。其中县级政府债务增长最快，为26.59%；市级次之，为17.36%；省级为14.41%。
以地方融资平台为基本骨干的“土地财政”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无疑，这对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吸引产业集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充分体现在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上。1989到1999年1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增长了4%，而2001年到2012年11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由38%增长到52.6%，平均每年增长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有1600万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城乡对立大幅缓解，向现代社会转型不断加快。
但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不断攀升的地方负债规模也令人担忧。面对不断到期的地方应付债务，国内外金融市场十分警惕。尽管地方政府屡屡承诺还债义务，并在监管当局默许下，采用诸如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发债替换、展期处理等“腾挪成本”进行风险缓释，但违约风险仍在上升，金融市场疑虑仍在加重。在信息相对透明的债券市场，以地方政府控制的城投公司为负债主体的城投债“借新还旧”的发行成本已达7%以上，但仍频见支付危机，发生诸如“上海申虹”、“云南城投”、“黑色七月”等事件。
更大的问题在于，现有的城市化融资模式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在中国快速、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土地价值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上涨趋势。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可以依赖土地储备作为抵押品，并以土地升值为还款来源，从而使路径依赖更为强化。这充分体现在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以维持或推动房价、地价上涨的手段来鼓励房地产发展的政策冲动上。
基于先天禀赋的差异，一些三四线城市因过多的土地供给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空城、鬼城。未来这些地方政府进一步融资的能力受限，城市化的质量与前景也令人生疑。而大型的一二线城市则限制土地供给，由此导致房价畸高；在那些城市，是否拥有房产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主要因素。这些都对现有的城市化模式构成严重挑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所对应的房地产刚性需求会下降，房地产价格还会持续上涨吗？这一系列现象给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今天，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未来的城市化如何又快又好地持续下去？这一问题面临两个挑战：第一，现有的城市化模式还能持续吗？如果不能持续，如何化解其带来的债务风险；第二，构建新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不仅仅需要我们寻找长效的、稳定的建设资金来源，更需要对地方政府功能重新审视和定位。
五、争议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回溯一下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有“奇迹”（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就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这包括放松管制、经济开放、市场竞争、保护产权，以及与政府减少干预相适应的谨慎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政府退出具体经济活动、停止对要素市场的价格干预、保持国有企业中性角色等，更被视为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的成功范例。
在这一认识下，城市化的发展应该遵循市场原则，政府之手不应该伸得太长，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政绩工程违背市场规律，一般来说都是缺乏效率、品质低劣的项目，因为好的项目会赢得市场认可并获得融资，并不需要政府插手。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中国大多数的“铁公基”项目可能都不会面世，自然也就没有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根据这一原则，让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融资平台直接向资本市场融资，以发行债券、风险自担的方式为城市化融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但是，即使主流经济学也无法回避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在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也承认，包括江苏的苏州工业园区、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内，90多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数目巨大的省市县级工业园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不少学者倾向于挖掘政府在城市化乃至经济增长中的独特、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重新予以定义。有人归结为中国政府的远见卓识，有人归结为“政治上的贤能体制”。并得出结论：一个致力于经济增长的中性政府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潮流的新鲜经验，并可加以推广，此即所谓“北京共识”。但是，这种逻辑的不自洽性也显而易见：债务的不可持续、生态的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腐败的大范围发生，使这种看法很难被接受。
目前，上述两种看法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学术思潮仍在激烈交锋中。孰对孰错暂且不论，但这两种意见的分野，造成公共舆论在如何为城市化融资问题上出现分歧，无时无刻不左右着决策，并形成一系列政策障碍。例如，发展大城市还是主推中小城镇，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还是保留开发性金融政策的利率优势，不同观点和看法形成截然不同的轨道，各说各话。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以往的学术讨论，过多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基于对现代化、规范化的政府治理的诉求，从理念出发，试图给政府之手戴上手铐。这一思路，忽视了路径依赖的约束，而各个国家的政府事权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形成，一般都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跳过这一历史现实，直接以国外经验作参照的建言，可能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过于空泛，缺乏可操作的现实基础。而如果离开了学术与理论的支撑，政府就完全是在摸石头过河，当然有可能会摸到靠谱、先进的经验依据，但误入深沟、偏离改革大方向的情况也难免会发生，这不可避免会贻误政策时机、降低改革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