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大多被严重架空，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相反，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另一方面，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化遭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去和资本抗衡，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2007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为什么去关注建筑工人?今天看来这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我们最初的打算是进行农民工社区的研究。2007年底，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距离市区大概10公里。村里本地居民3000多人，外来人口多的时候达到一两万人，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被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开发商正在和村民洽谈房屋拆迁的事宜。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建筑工地和建筑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这些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为了讨工资跳楼、堵马路、爬塔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绝于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建筑行业的黑心经营者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疑问让我们对建筑业、对建筑工人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