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的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随意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俨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态的“包身工”。
这样的一批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引发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将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着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别、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声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1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