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印度在为公民提供教育、改善公民的健康水平方面，做得不如中国好，这会不会让人大惑不解?或许如此，但其中的缘由未必需要大伤脑筋。民主参与、自由表达和法治在印度基本上已是现实，但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仍只是期许。印度在独立后没有发生过饥荒，但在1958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3000万人死亡。不过使用民主手段应对区域性的顽疾，如长期营养不良、医疗系统混乱、学校体系失灵，需要持续的审议讨论、政治互动、媒体报道、公众压力。简而言之，需要更多的民主程序，而不是更少。
在中国，决策是在高层作出的。对于多党制民主的价值，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是怀疑，甚至敌视的。但他们一直有力地专注于消除饥饿、文盲和医疗的疏漏。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建树值得称赞。
不民主的体制不可避免具有脆弱性，因为它很难纠正错误。异议很危险，承受不公者几乎没有伸冤之处，一胎化政策这样的指令十分严酷。然而，中国当下的领导人以极大的决心和高度的技巧，采纳了通过改善人的能力来加快发展速度的基本模式。
在印度克服削弱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不仅仅有关社会公正。不像印度，中国并没有忽视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即通过改善民众的生活，能够产生经济回报，尤其是通过改善社会经济结构中最底层民众的生活。印度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出口获得的收入，往往依赖于范围很窄的有限的几个行业，如信息技术、制药和专用化汽车配件。这些产业中许多都需要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员，他们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印度要想在生产能力的广度上赶上中国，就需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健康的劳动力。中国能够制造几乎所有种类的设备，而且利用的技术越来越多，质量控制也越来越好。印度最需要的是，对于不平等的本质、不平等深重的程度，以及不平等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有更好的了解，并对此展开公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