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社会主义的第二波浪潮
李北方：掌握权力的人不会轻易地让权力熘走，他们将通过战斗来保持权力，他们的优势是控制了所有的手段，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力量。人民怎么可能战胜他们呢?
萨米尔·阿明：这么说过于简单化了。历史上有革命和改变的先例。你可以说清王朝曾经政权在握，但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你可以说国民党也曾经握有权力，但共产党最终取胜了;沙皇也曾是有权势的，但还是发生了十月革命。还是用埃及的例子来说，当示威游行开始的时候，有两三百万人参加，警察开枪至少打死了3000多人。但斗争继续进行，一度有1500万人参加，这改变了之前的力量格局，警察败下阵去了。现在穆尔西的信任度迅速下降，人们开始说穆尔西和穆巴拉克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不是说你大权在握就不会失去它。权力的社会合法性是很重要的，当权力系统，包括军事力量，失去了社会合法性和可信度时，它就会衰落。
李北方：毛泽东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扫帚在哪里?它应该是一场全球性的可以打破资本的无休止积累过程的革命吧。但全球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萨米尔·阿明：我既同意，也不同意。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走到一起来改变这个体制的全球革命，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这永远不会发生。未来将要发生的仍将是过去发生过了的，即不均衡的进步，一些人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改进。
我不喜欢用以大写的R开头的革命这个词，因为人们认为革命能永久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喜欢说革命性的进展，它意味着对大众有利的、能为另一个进展准备条件的权力均势的改变。这是可能的，至少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要避免更坏的局面出现的话。
李北方：我是否能这样理解您的话，在埃及，尽管事实是人民牺牲了很多，而旧的政治势力拿到了斗争的成果，但无论如何，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权总是比穆巴拉克政权好一点?
萨米尔·阿明：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跟旧政权没什么不同，它不会做什么好事情。但这个政权失去其信任度的速度非常快，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之前以为人们会有幻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其本质没什么不一样。不是的，他们在几个月内就理解了。这意味着人民的斗争将继续下去。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体制，但它改变了人民。人们说，上一次革命我们有3000人牺牲，下次我们可能会牺牲6000人，但我们终将胜利。
李北方：我同意革命改变了人民的看法，但如果资本无休止累积的体制没有改变，那么就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萨米尔·阿明：以埃及的例子来说，它的体制是屈从于全球化的，导致了大规模的赤贫化，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灾难，人们只能从事维持生存的活动，而非生产性的活动。这个制度的另一面，即政治管理的一面，变得越来越暴力。
其他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次来中国之前，我有两个月时间在埃及，我写了文章讨论这次运动的组成部分，青年一代、工人、共产党等等。我发现他们有即时性的计划，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最低工资，更完善的税收政策等等，都是非常可行的。这些就是革命性的进展。并非一下子完全跳出资本主义，但已经开始从全球化中脱离。这是向前的一大步。
李北方：所以您的意思是一步一步来，人们会获得更多。您听起来很乐观。
萨米尔·阿明：是的，我比较乐观，因为我看到人们逐渐意识到问题本质的复杂性和挑战的艰巨程度。
李北方：中国领导人多次申明，中国无意争夺世界霸权，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国应该站出来挑战美国的单边世界秩序吗?
萨米尔·阿明：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领导层就表示无意成为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霸权，我想他们是真诚的，不光因为道德方面的原因，也是现实主义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成为帝国主义强权。这是好的，但还不够，因为中国有为创造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贡献力量的责任，尤其针对帝国主义的南南阵线。
20世纪是如何开始的?通过半边缘地带的俄罗斯的1905年革命，它宣告了1917年的到来;通过边缘地带的中国的1911年革命，它宣告了一直通往1949年的漫长革命的开始;还有带来变革的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等。后来到了1955年，在万隆出现了亚非国家的不结盟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并不是彻底拒绝资本主义，而是拒绝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中心的屈从。那些最激进的社会运动认为反帝国主义斗争需要和社会性的激进变革联系起来，即转向社会主义，也有其他不那么激进但仍然是反帝的运动，如纳赛尔主义等等。
这是20世纪的第一波，现在我们迎来了第二波浪潮，也是从边缘地带开始的。在拉丁美洲，这一运动已经部分改变了权力体系。现在被孤立的不是古巴，而是美国被大部分拉美国家孤立。这是第一步，正逐步地蔓延到其他地方。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支持这一趋势，并将其理解为建立一个对抗美国霸权和北大西洋公约以及日本的共同阵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增强中国的能力，强化中国的道路，而不是减损。如此看来，中国的外交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对外的宣示是很好的，和平的而非帝国主义式的，但除此之外没什么了。
当西方强权，美国、欧洲、日本还有从属他们的相关机构例如世界银行等，到了一个非洲国家时，他们会说什么?首先他们会说，你必须屈服，必须遵守WTO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则，把所有的东西都私有化等等，然后我们才会来帮助你们。可是当中国到了非洲国家，他们不会使用同样的语言，他们会说我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是完全合理的——然后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如果这个非洲国家说我们要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中国就会通过提供技术等方式进行帮助。这非常不一样，而且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有一个贪官，说你们给我个人1亿美元，然后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而言，答应他也是个极大的诱惑。但这将是错误的，因为这会激怒那里的人民，使中国看上去跟普通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外交应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这样的话，就会创造出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和一个更强大的面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线。
李北方：非常讽刺的是，在维持垂死的资本主义体系方面，中国扮演着最积极的角色，通过借给欧美巨额资金等方式。我想人民对改变这种状况没什么好的办法，您怎么看呢?
萨米尔·阿明：这是短视的做法，这一点我不想重复太多。中国的进步精英必须首先搞清楚问题的本质，他们对国家是有影响力的。同样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人民重新政治化。这一再政治化是通过农村地区的革新运动和农村建设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都看到。缺位的是城市中产阶级。
我没你那么悲观，因为中国还具备另外两个积极的因素。第一，中国人民的斗争有很长的历史，中国有知道如何去斗争的人。从回应殖民主义和鸦片战争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到孙中山到毛泽东，这个斗争能力是有历史的。第二，与以上这一点相关联，虽然不是所有中国人，但是包括去政治化的中产阶级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是爱国者。假设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中国领导人做出错误的选择，为了私人利益废除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或者加入全球化的金融化，比方说人民币自由浮动，不再由中国政府而是由市场控制，银行也私有化了并完全向外国银行开放——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中国人民会非常非常快地做出反应。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我希望中国领导层能明白，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