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未来的野蛮还包括其他什么可能的情节呢?
萨米尔·阿明：我没有一个水晶球，看不到未来。但我认为野蛮解决方案的一个方面是大部分南方国家的“欠发达的发展”这种模式，这是一个走向赤贫化和灭绝的过程。对帝国主义国家而言，非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资源，但非洲人是不重要的，反而是负担。因此，一种作为野蛮解决方案一部分的策略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进而灭绝人口，如同资本主义开始的时候那样。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对美洲的印第安人进行灭绝开始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这一点。
野蛮的另一个维度是对安全的、符合生态规律的生命再生产的条件的破坏，滥用能源，制造垃圾。这带来了气候的变化和巨大的环境灾难。
李北方：您期待全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将是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我相信很多人乐于生活在其中。不过这样的世界如何才可能呢?我们不能简单说，因为道德上值得期许它就会自动实现。人们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坏的情况发生，并让世界转向社会主义吗?
萨米尔·阿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全球化，但有两件事没有做，所以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完整意义上的成员。首先，中国没有加入金融全球化，保留了一个管理经济的金融层面的自主体系。中国自己管理人民币，银行系统是国有的，处于全球化的金融化之外。直到现在，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压力试图让中国加入全球金融化。我要说，不，你们不能这么做，因为全球金融化自身已经在内爆并走向衰落，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一个正在衰落中的体系呢?如果中国能保持独立性，那么相对于这种衰落趋势你们将获得有利的地位。如果你们加入了，你们将会和其他人一样慢慢沉沦直至被淹没。美国向中国提出G2的倡议，这是对中国的奉承：你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其他国家都可以忽略不计，让我们一起治理世界吧。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在邀请中国和它一起与其他所有人作对，并陪着它一起沉沦。
第二个使中国能抵制这场内爆的积极因素是，直到现在中国还保持了土地没有被商品化的制度。土地是村集体的财产。管理这一财产的方式方法可能是多样的、变化的，效率高低不等，有的公平有的不太公平，这些我们都可以再讨论。但是土地非商品化的原则应该始终坚持。中国也有巨大的压力，要求将土地私有化。果真如此，将会是一场灾难。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巴西。巴西只有11%的人口还从事农业，因为私有化了的土地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流动，结果是50%的城市区域沦为贫民窟，生存于可怕的赤贫化之中。中国就不一样。因为非私有化的土地制度，中国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此，你们没有贫民窟。你们这里有不平等，但不是那种赤贫化的不平等。
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国现在处在十字路口：或者犯错误，在全球化处于危机之时完全加入全球化，或者保持相对外在于全球化的状态。
在其他南方国家，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赤贫化的过程。在社会意义上，这是不能接受的，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已经出现潜在的革命性的爆发。这种爆发意味着人民不仅要反抗，而且开始认识到这个体制不能满足其需求。
甚至在中心地区，你也看到随着欧洲系统的内爆出现的社会运动，比如愤怒的西班牙人民，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这个关节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国际主义。
李北方：在中国，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推着领导层走向您所说的那个错误的方向。而对于人民的斗争，我有些怀疑其成效，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确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但却没有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
萨米尔·阿明：是的，你的观察是正确的。短期内，南方和北方的人民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强迫体制发生改变的程度。主动权还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掌握在操纵金融化的垄断资本的那些人手里。“占领华尔街”并没有阻止两个本质上没什么不同的人之间的选战，因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完全由垄断资本操控。而埃及的革命——其实不是革命，只是大型的起义——最终也没有改变社会体制，因为穆斯林兄弟会延续了屈从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旧体制。但你能在开罗的墙上看到漂亮的标语。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体制，但它改变了人民。不管所谓全民公投的结果是什么，人民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你会看到的。
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政治的意思不是在今天那种被限定好了的权力均衡中进行运作，它在改变权力的均衡。政治不只是短期的事，人民需要更长期的策略。短期来看，中国可以说，噢，资本主义危机不利于我们，因为出口减少了，所以我们应该帮助资本主义解决问题。但你必须认识到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这种短视态度是不可取的。与完全加入全球化相反，你们应该掌握好自己与全球化的相对位置。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道理也一样。在现在的埃及，社会运动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成分，比方说，激进的青年一代、工会、中产阶层的民主党、共产党、抵制赤贫化加剧的农民运动以及其他因素。所有的这些因素在逐步地融合到一起，生发出对抗当前社会体制的共同策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