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圣人时代需要精明的公民
外部的环境制约着民众能否有条件成为有民主知识和能力的精明公民，但是，单单依靠外在条件，没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公民。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便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点。本书收录的是我在过去两年中陆陆续续写成的一些与公民自我教育与公共政治有关的短文。它们可以说是一些“时文”，但提出的也是一些有关公民社会的长久问题，希望能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公民启蒙有所助益。这样的助益不是从民主和公民政治的不变“真理”推理出来的，而是来自因为有实际需要才作出的一些思考与判断。
第一编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美德与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现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吸纳了古典共和的一些价值观，但对古典共和的国家主义和专制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这种民主教育不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或是经由宣传教育来灌输的。它发生在公民社会之中，是一种公民的自我教育。它同时也是一种来自民主宪政的制度教育，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曾这么写道：“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共和，以前也有过;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完善的宪法所造成的(教育)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法(和宪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相互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学会诚实。”民主宪政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政体对权力的限制和平衡来间接地发生作用。人并不是天使，只有让人与人相互监督和平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以利益制衡利益，才有望形成合乎人性的秩序。这也就是精明的公民们所能在现实中期待的那种制度性秩序。
第二编讨论的不同具体事情大多涉及到民主价值与民主政治对民众的实践启蒙作用。美国思想家阿兰·布鲁姆(Allen Bloom)说，“真正的价值是那些可以用来指引人生，凝聚人民，让他们有高尚行为和思想的价值。”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民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群体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也不可能有共同认可的幸福生活。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没有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不同的机遇而诞生出来。另一方面，任何价值都不是凭空创造的，指向未来的价值往往可以在对过去的回顾中找到。只要是好的价值，只要能提升群体存在的意义，价值起先来自什么地方并不重要。精明的公民在意和看重的应当是价值本身，而不是它们是否具有所谓的本土性。如果像自由、平等、尊严和公正这样的的价值不适合某国国情的话，那么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这些价值。
第三编的内容涉及的主要是人民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国家不应该是特殊利益集团为自己经营的公司，政府也不应该是施惠与人民百姓的老板。虽然民主未必是尽善尽美的政体，但却是最能让人民自由、理性地处理自己与国家和政府关系的制度。当然会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此，正如政治家伯恩斯(JamesM. Burns)所说，“与任何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政体更需要某种信念——以及某种怀疑主义。”民主要求人们保持对共同事业的信念和乐观态度，相信人民如果了解和关心世事，便可以依赖他们，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相信当事情发生差错时，可以依靠人民予以纠正。民主并不要求人民太信任他们的领导人，相反，抱有合理的怀疑会更好一些。民主政体需要人民不要过于信任任何集团或给予它过多的权力。民主要求人们奉行多数人说了算的原则，但同时也要充分怀疑多数人是否就一定正确，因此需要容忍少数人并保护他们的权利。可以说，“民主信念是以相信人民和人民的怀疑态度……的混合为基础的。”
第四编要提出的问题是，公民们可以如何从历史吸取经验与教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人类就已经知道历史的重要，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中最基本的两项科目是“修辞”和“历史”，对君主和对绅士都适用。重视修辞和历史是因为修辞能帮助学生获得政治和外交的话语能力，而历史则能教导年青人如何从先人那里学会谨慎行事。修辞是说理的科学，历史是行动的科学。不仅如此，历史还被看作为一种哲学，一种以事例和警示来教诲世人的哲学，而哲学探究的是关于人自己的真实知识。历史不能给人们一个未来的方案，但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普遍、恒久的共同特性，更好地面对未来。然而，对经历过20世纪种种极权灾难的人类来说，历史有了一些古人从未料想过的内容和重要性。
历史以前只是对高贵人士有用，对他们持衡拥璇，安邦定国，含有微言大义、殷鉴不远的教益。今天，历史对所有可能被专制权力奴役的平常人都有用，为他们反省通往奴役之路的失忆、沉默、顺从提供教训。现代专制权力强行压制公民了解和学习灾难历史的权利，严格控制有关的公共信息管道，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因此成为争取人的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象征。记忆的不自由和无权利本身就是在那种20世纪特有的人道灾难的延续，本身就是这个教训的一部分。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学习如何把对以往灾难的记忆做为通往未来公义的大门，首先需要的便是了解历史的真相。
民众因为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信息而愚昧，他们因为缺乏启蒙而麻木，因为价值不明而迷茫，因为信仰匮乏而迷信。这些都不是公民社会的特征，而是在丧失了圣人领袖后的群众社会特征。在有圣人领袖的群众社会时代，群众曾经觉得自己很幸福，能安安稳稳地在幸福的幻觉中过日子。他们有圣人领袖为他们安排肉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圣人领袖的智慧就是他们的智慧，圣人领袖的精明就是他们的精明。圣人领袖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都能够认同他的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曾经觉得能够和领袖一起做伟大的事情，甚至有野心去创造匪夷所思的奇迹。今天，由于丧失了圣人领袖，有的人觉得不安全、不幸福、无所信仰，于是要把前圣人重新当“佛菩萨”来怀念、感谢和祈祷。在对“佛菩萨”的奉承、崇拜和忠诚告白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自己命运完全无从掌控，无可选择，却期待出现奇迹的卑微群众个体。
后圣人的群众社会中并不全是卑微而可怜的个体，不是没有可以称得上是清醒或精明的个人。但是，精明的个人还不是精明的公民，“精明”对于孤立的个体和对于公民共同体中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个体来说，精于盘算他自己的利益，不过问政治，一心经营好自己的“小日子”，便可以说是精明。但是，对于公民共同体的成员来说，要算得上精明，必须知道公共事务与个人切身利益的关系就是政治、知道只有民主的清明政治和公民权利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了解民主的价值观是什么、了解什么是政府、为什么政府是必须的、为什么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是必须的、如何才能限制政府的权力、如何区分有限政府(社会中的每一成员，包括行使权威的政府官员本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政府)和无限政府(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没有有效约束和控制的政府)，等等。这样的知识对于每一个公民认真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副业，学着做公民，做精明的公民，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社会能有越多的民众成为这样的公民，也就越无须乞灵于圣人领袖和他化灵的佛菩萨，越有信心和能力为自己建立起好的公共生活。
选自《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东方出版社，已于2013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