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起步的公民觉醒
自治是公民变聪明的必由之路，托克维尔在美国所看到的，也正是梁启超希望在中国看到能够实现的。他在《国民浅训》中说，立宪国的特点，在中央为国会，在地方则为自治。自治办好了，把它放大起来，便是绝好的国会。国民学会了自治，自然也就学会了管理国家。地方自治的好处是普通人便能胜任，而且与国民切身利益相关，容易激起人的兴趣。地方自治是人民参政最好的练习场所，是宪政基础的第一级。梁启超还提出，自治是与官治对立的，预备立宪期间以及袁世凯当总统期间，都是让官员来办理所谓的自治，其实是南辕北辙。真正的自治“须不假官力，纯由人民自动起来”。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是出于“人性发自然”，是“不必待教而后能”。从私益出发，从本性出发，是最容易办的事，国家颁行自治制度，无非是代拟一章程而已，具体事情应由人民自行处理。
梁启超设想的地方自治在中国远比在美国难以实现，因为美国的公民自治受益于两种中国缺乏的思想资源。第一是基督教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观，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后形成的。第二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思想，在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那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述，洛克被称为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父，可见美国人受洛克影响之深。《独立宣言》宣称的便是洛克式的自然权利，“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些是美国人的公民常识，是他们能够精明地对待政治的知识准备。
在中国人争取共和的时候，这样的公民常识还十分稀缺。他们在争取摆脱臣民和顺民的枷锁，成为真正的公民之时，缺少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许多好条件，而却受制于美国人所无须顾虑的重重障碍。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托克维尔所赞赏不已的那种美国公民社会。在专制的重轭下，中国民众变得愚昧、盲从、迷信，根本没有办法设想人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中国民众身上有着太深重的奴性。钱瑞香在1903年的《论自由》中所说，“侵吾自由权之人，即吾不共戴天的大仇，吾当出全力，奋全神，必争存此自由之权而后已。不然，则为放弃自由，放弃自由者非人矣，即人矣，奴隶也。”奴性是人无法自己变聪明的最重要原因，奴性之人无时无刻不依赖主子指令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也正是自由人与奴性之人的区别。政治学家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因此说,“ 成功的民主，它的必要条件是全体公民对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自己思考;而成功的极权主义则要求人们服从替代他们思考的人。”
在中国，人民变聪明的条件虽没有美国人好，但决非不可为之事。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努力为之，这是一种以公民启蒙为目标的努力，只是因为环境太恶劣，才会有时候有成效，有时候却难见成效。这种努力几乎都是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来开启民智，让他们知道自由和权利的可贵。戊戌变法之前，中国人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还相当零碎、肤浅。戊戌变法后，卢梭的《民约论》汉译本在中国出版(1898)，“天赋人权”成为思想先行者用做社会启蒙的思想工具。随后，受洛克影响而诉诸于自然权利的美国《独立宣言》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1901年《国民日报》第一期刊载的《美国独立檄文》一文中写道：“凡为国人一律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分;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立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与以上诸条不合者，人民既可革命，颠覆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众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这里的“天授”和“天赋”就是人的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的观念孕育着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观念，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公民最重要的觉醒，公民的一切聪明与精明皆以此为基础。开启民智必须从开启自由和权利意识开始，而自由与权利中又包括了责任与义务。陈天华在《国民必读》中写道：“何谓权利?人民在此一国之内，那一国的权柄，必能参与，一国家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夺，也不可任人家侵夺，但各有界限。比如做皇帝的，做官长的，有特别的权利，那正当的，人民不可侵他;不正当的，人民不可许他。各依权限做事，求于彼此有权，彼此有利，两不侵犯。……何谓义务?……犹言各人本分内所当做的事，所当负的责，通皇帝、官长、国民都是有的。盖国家既是国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长也不过国民中一个人。国民举他出来，替公上办事，不过他们的义务略重一些，非是国民遂全没有义务了，皇帝、官长没有办得好，做国民的理当监督他们。”陈天华还把国民的权利归结为政治参与权、租税承诺权、预算决算权、外交参与权、生命与财产权、地方自治权、言论自由权、结会自由权等。这些国民权利早已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成为公民常识，但在中国还必须辛苦地予以传播。
新闻报纸对传播公民常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早期传播共和思想的许多都是小册子(这令人想起托马斯·潘恩影响了美国革命的小册子《常识》)。新闻报纸传播的民众面更广，而办报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实践，政治对于普通人的重要性也是在办报、读报、讨论时事中表现的最经常，最明显。陈天华在《国民必读》中说，“人若没有政治思想，不晓得争权利的，即算不得一个人，虽然没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中国人应“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拼死拼命，争这个政治参与权，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长的胡做乱为，把中国弄得稀糟。”办报就是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的智民之举，办报的和读报的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越变越聪明的公共人际关系。
在中国，形成这种关系一直是受到统治权力阻挠的，也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危险，报纸越是受民众欢迎，就越可能遭遇不测。例如《京话日报》1904年8月16日创刊于北京，1906年9月28日停刊，共出753天，是一份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时事性政治报纸。《京话日报》的开民智、办学堂、兴女学、反迷信等主张都是为了要让民众聪明起来，得到了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仅在北京就有20余家阅报处和讲报处。每一处，都有不少读者自愿捐贴报纸，供众阅览，或自愿充当义务讲报人，为识字不多的读者朗读和讲解报纸。其中，仅读者刘瀛东一个人，就捐贴了30份报纸。一家开办说书馆的小业主，不但自愿把该馆提供给《京话日报》充当讲报处，并且还“外送茶水，不取分文”。有一个名叫郭瑞，字云五，外号醉郭的读者，就是以长期充当该报的义务讲报员而远近闻名。1906年，《京话日报》被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查封，创办人彭翼仲于1907年被押往新疆服刑时，“由大佛寺启程，市民送者好千，赠送程仪者无算。”那位外号“醉郭”的义务讲报人，自愿陪同彭翼仲一同去新疆。这样的热血民众，在今天恐怕是难得见到了。(见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