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开源节流的手段之外，通过制度性再造即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提升粮食安全系数的最核心环节。
“食以土为本”。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规划，到2030年，如果实现粮食95％的自给率，则2030年需要18.5亿亩的耕地。因此，在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提高粮食单产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过往10年的经验，中国粮食增产大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单产水平提高，而且未来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比较发现，中国水稻、小麦、玉米平均单产分别是单产排名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5％、70％、65％，单产水平分别排在世界第13位、第20位和第21位。提升粮食单产的同时，通过改造中低产田，使其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的高标准农田，更是一种增产的有效路径。资料显示，中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低产田占三分之二，按照国务院全国土地整治“十二五”规划，中国将新建4亿亩高基农田；与此同时，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亩左右的后备耕地，“十二五”期间从中改造出新增耕地2400万亩，以上两项举措可使粮食增产4059万吨。
在向土地寻找粮食增量的同时，粮食存量空间更值得深挖。目前中国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产量约1000亿斤，如果每年能够通过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防灾减灾和避灾等科学技术手段将灾害损失减少两成的话，那也相当于增产200亿斤。另外，全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约为800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的15％，如果能够通过控制非食品工业用粮需求、发展节粮型养殖业、节约用种、加强粮食储存和保管等措施堵住产后损失漏洞，就相当于每年能新增约2亿人的粮食消费量。
除了开源节流的手段之外，通过制度性再造即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提升粮食安全系数的最核心环节。目前，小农经济的种植方式不仅抑制了粮食量产的空间，而且农业兼业化与农民老龄化的从业方式也压制了农业经营效率，因此，在一方面引导农民流向城市的同时，政策还应当全力引导和支持城市工商资本向农村尤其向粮食种植业领域逆向流动，以在置换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提高土地的规模化产出程度，更深层次上实现土地生产效率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