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的几个原则
让权力——资本阶层承担改革成本，如过去讲的政府的“自我革命”一样，肯定非常艰难。
这既有意愿的问题：愿意不愿意？毕竟，要求并不按照道德来思考和行动的某些利益群体有“道德血液”大概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有博弈能力的问题：要他们承担改革成本，可能吗？他们能否成功规避，甚至转嫁？
但这个问题的重大性，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显然，前功尽弃，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从目前涉及或可能会涉及的各个领域的改革看，改革如果不突破既往的思维，不以高层的强力意志动真格，将无法回答以上疑问。
应该确立几个不可动摇、违背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不再让或尽量少让中产阶层及以下的人埋单，他们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应是受益者。这是修复社会裂痕的必要条件。
比如遗产税。作为调整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一个手段，其似已呼之欲出。从理据上说它并无问题：占有了过多社会财富的人，比别人更多地利用了大家贡献了大致同等份额的社会资源，自然需要对穷人作出补偿；而且，征收遗产税也是在减弱得不到道德辩护的起点不平等进行二代传递。
问题就在于起征点可能过低（比如1000万人民币以下），原本只是少数富人（包括有权力的富人）的纳税义务，最后变成了很多并不算富人的人，包括中产阶层在内，也是纳税主体。这就没意思了，比现在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更没意思。
而如果征遗产税，如何监管到富人的财产，包括一些同样算是富人的官员的财产，防止他们规避、逃匿征收呢？政府收了这个税后，是用在职务消费，还是社会下层的保障上？情况变得无比复杂，没有其它的配套改革，走样或搞不下去几乎难以避免。
这就涉及第二个原则：各项有联系的改革应该齐头并进，使其能相互支持，避免某种改革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而止步不前或异化。
比如收入分配、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实并不是一项改革内容，而是一整套改革方案。前者涉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户籍的放开、对行政垄断的破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等，因为说到底，收入的巨大差距，源于在经济结构中位置的差距和在公民权利上身份的差距。后者，则更不只是简单的放权以还权给市场，它实际上还要还权给公民，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设计。
第三个原则是党和政府切实地把改革视为一项政治责任，建立问责机制，从而在权力系统内，突破各种迁延、阻碍、消解改革的部门—利益群体障碍。民众最担心的问题就在这里，改革能不能在触动到权力时，也如在触动到工人、农民、中产白领时一样顺利推进，关系到接下来的政治认同。
中央在反腐中拿出了“打老虎”的决心和勇气，人们也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改革会给予民众和世界以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摘自：《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