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的演进路径是：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可能是釜底抽薪的，但其演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且强大的国家维稳力量可以控制；后者的演进路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虽有缓冲地带，但在社会结构已有很大麻烦的情况下，会携带经济、社会结构的双重破坏力来冲击政治结构。掌控着巨大资源的政府，当然可以干预、控制经济结构，但正如2008年以来所显示的，这种干预、控制，呈现的是明显加速的递减效应，风险也越来越大，最终将无法控制。因此经济结构的稳定、转型，经济的继续发展，比起过去，更加被视为是一个必须用改革来搞定的“母题”。
其三，中国已经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且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经济基础”，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还要求它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于是，给世界一种中国仍在改革以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社会稳定的预期就非常重要。“改革”具有了让世界对中国保持“信心”的功能。
不公平的成本—收益分配
现代社会，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是被单方向地指向“前方”，逻辑上不能停的“现代性”所灵魂附体的一个风险系统，一旦上路，注定无法回头。中国的改革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内容，正是如此。
现代性使现代社会在取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成本，比如环境的破坏、人心的破坏、利益分配的失衡，它甚至会制造持续的社会冲突。这些都反映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
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它是党和政府，是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所在。我们无法离开改革而去想象一种可以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促进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完成惊险一跃的替代性方案。
但也需要看到，对于改革这一“公共利益”来说，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成本分摊—收益分配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这种不平等、不公平在道德上错误的程度，以及政治社会后果，并不亚于我们一般讲的“社会不公”。
改革的主导者、操作者，以及抽象的权力——资本阶层，既有强大的博弈能力来规避改革成本，同时也有条件、便利从改革中攫取最大收益。而改革的“参与者”、外围者，以及毫无博弈能力的阶层、群体，承担的成本，相对之下，比获得的收益还多，有些是完全的被牺牲者。
改革对利益结构的重构，基本上按照社会的分层结构，自上而下地形成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结构，谁得到收益、谁承担成本基本上就取决于其在分层结构上的位置。
改革进入“存量”阶段，即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深处进行利益重构时，首先承担改革成本的就是国有企业工人。由于只是被改革者，看不出他们可以对改革的议题设置和具体的操作发言。无数人因此下岗。接着，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减少，农民又像过去给工业的原始积累“出血”一样，成了成本的承担者。此后，分税制格局下，各项改革继续推进，受损者，或感觉受损者扩大为整个社会中下阶层，中产白领阶层的受损，他们的被剥夺感尤其明显。
当改革成本在阶层、群体的分配，按照“最强者最能规避，最弱者最容易被牺牲”的实力原则演进到这一步，很明显，这是一个无法继续的游戏。社会的中下阶层，在心理上和利益上，难以再作出牺牲。今天，改革的成本分摊——收益分配已经逼近不能突破的底线。
要保持改革能够带来大家的公共收益，至少是，如果它还想维持成本分摊——收益分配的游戏，实力原则恐怕就得让位于现实原则、道德原则。在社会中下层各个阶层、群体已经承担了成本后，该轮到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权力——资本阶层了。从受益和承担成本的对等性、公平性上，他们早该这样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