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就在于有可能将部分原认可和拥护执政党和政府的人推向反面，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添加剂和导火索。
在上述改革目标达成过程中，相应的改革红利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将集中产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
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一个立足长远的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从长期看，将为中国的发展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短期内，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将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损失。打破垄断、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加强生态保护，转变政府职能，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改革举措必然导致某些垄断企业、某些给环境造成较大破坏和污染的低端产业，某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重点改变的对象；简政放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则必然使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改革者付出的政治成本首先表现在心理层面。从长远看，改革无疑将越来越获得人们的普遍的认同和支持，但在改革的效益没有显现的初期阶段，一些重大改革举措则有可能导致部分民众和官员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拥护和忠诚的程度的下降。即使从整体上考察，改革必然是一部分人，甚至一大部分人直接受益，但这种收益不一定会直接提升他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可和拥护程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正当的、早就应该获得的收益，属于迟到的公平，而那些在改革中利益蒙受损失的人，无疑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不满情绪。
政治成本不但有可控制，可预期的，更有不可控制的和不可预期的，而后者的后果更为严重。目前，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就在于有可能将部分原认可和拥护执政党和政府的人推向反面，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添加剂和导火索，具体表现为利益受损的人的反弹行为引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演化成必须动用武力平息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从而严重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对今后的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其一，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伤害，但没有获得足够补偿，易于给社会增添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在目前中国社会，基层、底层的百姓在经济上承受改革成本的能力较差，其社会影响力和间接的社会号召力较大较强，但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蒙受的损失最小，易于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突破口。在改革中，采取有效举措防止他们采取上访、示威等极端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其二，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由于衔接不利，导致社会管理出现空窗期。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部门“革自己的命”。通过改革，减少政府审批，可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权力腐败，但也削弱了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手中的权力，减少了寻租机会。而如相关机构和政府官员心怀消极抵触，“身在曹营心在汉”， 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及时把工作重点放在“事中事后监管”，从而明显降低公共产品的供给，容易引起民众新的不满情绪，对社会动荡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