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支付、谁来支付呢？问题可能要留给未来。
后来的改革思路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包括先期进行的“经济特区试点”。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内地知识分子精英，沿海城市经济越来越繁荣，但区域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大，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变得日益不平衡。事实上，这是以中西部的资源发展潜能支持了东部经济的发展，是由内地承担了全国经济总量快进的发展成本。
进入新的世纪后，改革的思路和取向逐步转向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并着力推进城市重工业化进程。这个时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越加明显，新的城乡“剪刀差”日益表现在农村土地被扩张的城市所侵蚀。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又将产业资本吸附到金融资本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周转和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事实上又在“掏空”实体经济的骨髓。就此看，是农村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支付城市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
另外，近年来中央政府财权的不断收紧、企业改革领域的“国退民进”等等所谓“逆改革”进程的演化，则是以牺牲市场的活力来偿付强势政府的政绩收益。
凡此种种，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喜人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其背后存在的大量新旧体制之间、既得利益区域、阶层与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区域之间始终存在的损益博弈。其中，大部分的改革成本确是由弱者来承担或支付的。
当然，还有一类看不见的成本，如资源的过度浪费、环境的过度破坏、资产价格的泡沫、贪污腐败的猖獗，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我们已经为此付出太多，这些成本其实已由全体人民来承担了。
新一轮改革，指向的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可以想见，未来改革的实施成本投入将更大，摩擦成本支付将更尖锐、适应成本支撑将更迫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30多年改革的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普惠性改革在今后不会再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很可能还是绝对负收益；而且下一阶段的改革将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全面、全方位改革，这些改革都要支付很大成本。
谁在支付、谁来支付呢？问题可能要留给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