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改革，我们不再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摩擦成本将成为下一轮改革需要更多付出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门的日益打开，“三资”企业在沿海地区风起云涌，政府以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使用成本来招商引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利用了比较优势和市场空间换取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甘守较长时间停留在产业链低端，并付出必要的资源代价，得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培育和壮大。
还有，中国90年代末加入WTO以后，我们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需要改变一系列贸易规则去学习和适应世界市场，需要花大量外汇培养国际贸易和金融人才，来应对开放性经济。所谓以开放倒逼改革，就是要不断增加适应性成本。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提升特别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前30余年改革付出的必要成本最终换来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今非昔比。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形态变得日益多元、多样和多变，社会层级、区域差距、利益分割问题十分明显，事实上近年来形成的权贵资本和日益固化的利益阶层，又会阻碍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当今的改革，我们不再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摩擦成本将成为下一轮改革需要更多付出的代价。
设计当前的中国改革，关键是看让谁来支付成本
当前，理论界经常提出新一轮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设计安排好由谁来支付或者承担改革的成本。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改革主导者首先采取的改革思路主要是“以增量带存量”“以局部试点推开全面”。比如，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和部分所有制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冒着产生权力寻租引致腐败的风险，结果激活了外围市场的力量。其中，谁是得利者呢？是一部分改革先锋，包括那些敢于打破旧体制而“闯关”的企业家、敢于放弃体制内福利“勇于下海”的一批行政官员，既有像禹作敏、马胜利、关广梅、步鑫生、张瑞敏等身在体制内的企业家，也有像柳传志、冯仑、王石等跨体制企业家。当然这类企业精英，不论后来是否成功实现角色转换，但他们当时是个人承担了牺牲官阶晋升、体制内福利保障而自愿支付了改革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