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曾发生三次比较重要的尝试，分别是设立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三次尝试使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则是鲜有重大成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一旦达成，有可能主导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一直缺席此两份协议的谈判，国际经贸交往将面临更多的规则约束和更大的压力。
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而建设自贸试验区，特别是对外开放金融业和服务业，正是中国创新开放模式，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自贸试验区属于单方面对外开放区域，区内贸易、投资、税收、金融、法规等规则可以由自己来制定，开放的秩序和风险可控性较高。根据规划和“试点+推广”的一贯改革步骤，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之后，自贸区建设将会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到推广阶段，自贸试验区中的“试验”两个字很可能会被去掉。自贸区建设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促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积累经验。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和压力都非常大。除了税收优惠之外，自贸试验区将在投资管理体制、服务业务开放、金融业改革等领域做出重大改革。特别是，自贸试验区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将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外商投资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监管。“负面清单管理”与本届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向一致，经验积累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转变自身职能，促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内开放民间资本准入。此外，上海本身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自贸试验区建立可以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金融业准入、货币自由兑换、离岸和跨境金融活动监管等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和探索，为全国范围的金融业改革开放探路。
自贸区是一种区域经济现象，自贸区建设将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理论上讲，自贸区建设可以降低区内企业活动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惠及整个国民经济。然而，自贸区内便利的设施和自由的制度环境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企业，这有可能导致生产资源配置低效，加剧社会资源向自贸区及其周边集中。
在中国自贸区建设路线图上，上海显然已经成了第一站。此外，重庆、天津、广东等地区都有建设自贸试验区的计划。自贸区可以依存于港口，也可以依存于机场和其他交通枢纽。换言之，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都可以建立自贸区，使自贸区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中国需要将自贸区建设规划与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通过自贸区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全方位提高中国经济开放格局，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贸区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事关长远和大局的战略。在自贸区体系管理方面，中国可以在中央设立一个自贸区管理机构，负责全国自贸区布局规划，并对已存在的一些自贸区进行清理或“升级”；对于各地区而言，要按照中央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自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