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化遗产，应当是原汁原味的古城。
在上世纪的拆城之风中，北京的城中城——紫禁城也曾屡受威胁。民国初年，有国会议员提出拆除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在其位置上另建议会大厦。当时在洛阳的吴佩孚闻讯立马向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通电：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1955年，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文提出：“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要“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景山、北海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递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北京市文化局迅即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1964年，李富春在《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6家设计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故宫改建计划再度提起，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成为方案之一。
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讨论故宫改建方案。他拒绝出席，后来却十分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原来他以为中宣部开这个会已经定下调子，没想到却开成了保护故宫的会。断然否定改建故宫方案的，正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中宣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说，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