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宗暴力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个人在公共场所的极端行为，不但伤害自身也威胁公共安全，如何看待其所为，存在较大分歧。谴责是理所当然的，但谴责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当前的语境中，鲜有人将极端行为制造者简单视为不可理喻的暴徒。底层弱者的遭遇，有限的抗争手段，泛滥的执法权力，层出不穷的截访，让一些围观者对肇事者的态度由责难转向了同情。
在一些极端事件中，肇事者并非以伤害民众为目的，进一步挖掘其个人所为往往可以发现，他们不乏通过网络陈诉冤情、寻求帮助的行迹。其极端行为诉诸暴力，但对肇事者而言，可能意味着生命的最后总结陈词。如此种种都强化了其“悲剧英雄”的形象，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后，感性的公共表达代替了对事件的求证，肇事者被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从中解读社会矛盾和时代危机。极端事件的危害显而易见，理当同声谴责，而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造就了某些同情心态，也值得大家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