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是1977年到1978年决定从日本引进的特大钢铁企业。上马的最高决策者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是积极支持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批评引进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家承受能力，必须进行调整。作为最大引进项目的宝钢，首当其冲。为此，陈云1979年到上海调研了二十多天，最后说：宝钢上马是仓促了，有考虑不充分的地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但是，宝钢生产的钢材都是国家需要的，因此这个厂非常重要。宝钢中央已经定下来了，要搞就搞到底，不要再动摇了，现在已经签字了，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很注意，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尽管高层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但到了1980年华国锋行将退出政坛中枢时，宝钢再次受到舆论的质疑。《人民日报》发表了来自财政部的文章《替宝钢算一笔账》，说建设宝钢需要300亿元资金，而当时全国银行个人储蓄才180亿元，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元。在上海，宝钢一个项目就占整座城市工业固定资产的一半多。7月，宝钢工地又发生了地下钢桩位移。9月4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提了60条意见，涉及决策、选址、环保、进口矿石、投资、社会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决定宝钢“一期缓建，二期不谈，两板（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又决定，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这时，与会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陈锦华提出，下马损失太大，国外供应的材料和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来，6万多施工队伍正在现场奋战。副总理谷牧说，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说，宝钢建设问题能否再论证一下。散会后，陈锦华又对副总理万里说，如果下马，从国外进口的材料设备到货后照样付款，贷款哪样要付利息，几成职工照样要开支，这些都是省不了的开支；如果不是停下来，接着搞下去，今年只好几千万元，用于购买砖瓦沙石等建筑材料，工程就可以不停。万里熟悉基本建设，表示可以研究。陈锦华回到上海后，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宝钢项目是下马好，还是缓建好？如果在安排宝钢必不可少的下马开支上增加几千万元，宝钢就能缓中求活。”引起国务院领导重视，于是有了1981年马洪等人带领专家的第二次论证。
1981年2月，国务院开会讨论宝钢问题，冶金部副部长兼宝钢建设副总指挥马承德提出，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只需要25亿元。赵紫阳总理说，多用10亿救活100亿，少用10亿，100亿就付之东流了。7月，赵紫阳到宝钢考察。8月，决定恢复宝钢建设。这时高层的政治更迭已经完成，宝钢项目决策回归了经济理性。
历史已经证明，宝钢的经济效益是好的，不但如期收回了投资，而且进入了世界企业5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