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黄江南近日回忆：宝钢建设初期，全国一片声讨，人大代表严厉质疑冶金部长。有人计算宝钢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被称为“败家子工程”。在各种压力下，国务院集中几百个专家、学者在上海宝刚开了一个论证会。论证会提出了几种方案，全都建议宝刚下马，即“壮士断臂”、“五马分尸”，宝钢能停的停，能退设备订货合同的退，不能退的进口设备转到其他钢厂。马洪老师是会议召集人，带着我和朱嘉明一起去参加这个论证会。与其他人的意见不同，我和朱嘉明坚决反对宝刚下马。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专家们对宝钢上下马的计算思路有问题。如果当时是论证宝钢项目是否立项，他们的计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当时宝钢大多数投资已经执行。“壮士断腕”意味着抛弃宝钢最宝贵的整体综合世界最先进钢铁基地的优越性，且下马还要花费大量的退货理赔，施工队伍转场，项目移地再建等费用。如果以前的投入认赔，把宝钢的收益与今后的继续投入加“五马分尸”可收回的收益之间比较的话，收益率怎么计算都不低。关键的思路差别在于我们论证的基础不是零，而是眼前的现实。因而我们指出，如果从前决策宝刚上马是“傻子”，那么，现在决策宝钢下马就是“疯子”。
第二，专家计算的宝钢产值不正确。专家们计算的宝钢产值是按照国内钢材调拨价格来计算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宝钢得200年才能收回投资。可是，宝钢生产的钢材不是普通钢材，而是进口钢材的替代品。以进口价计算的话，项目回报率就不差。
我们仔细整理了一下，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表交给马洪老师。但在全国专家都要求宝钢下马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回京后的第一天，我去王岐山家，坐在他住的西屋聊天，正好姚依林副总理吃完饭遛弯儿进来。他主动跟我们聊起了宝钢，说宝钢下马的论证报告已经送到中央。借着这个机会，我大着胆子提出我们有不同看法，然后就阐述了我们的意见，并很意气用事地说，如果以前的代价不计，我就承接宝钢，保证盈利。姚依林听了很感兴趣，让我们赶紧再交一个报告给他。报告送上去后，过了几天，国务院又通知马洪老师去宝钢组织二次论证。这回的结果大翻盘，宝钢项目继续建设。历史就是这么巧，如果我们没有随队参加宝钢论证，如果我们没有突发奇想换个思路想问题，如果那天我们没有去找岐山聊天，如果姚依林没有散步到他屋里，如果我没有胆量向他阐明我们的意见，也许现在的宝钢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青年学者能够参与重大国策论证，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中兴表征。但宝钢上马、下马再上马的过程，却有着更加复杂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