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应是政府的好伙伴
简单地讲，一个政府，无论其能力如何超强，总不可能包打天下，过去的全能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今天的政府更不可能。这就给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预留下了空间。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需要民间组织发挥作用。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因素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形成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抗争行为要好得多，不仅有利于协调具体利益关系，而且还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保持社会稳定，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现代社会，是多中心治理的社会，也就是说，治理的主题不单有政府，还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是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还能动用组织的力量，组织不同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对如何满足需求，寻求解决方案，从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和信息，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这些服务。因此，政府应该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公民力量的壮大，持一种欢迎态度，千万不要抱着一种敌对思维去看待和管理民间组织，把它当作敌人，否则，它就会真成为政府的敌人。
理性的认识是，民间组织可以成为政府好伙伴，帮政府解决很多棘手难题。但这需要政府放松对民间组织的过度管制，收缩政府权力。目前，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陷入了错觉，一方面，政府不肯放弃对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垄断，也不愿放权于社会和民间组织；另一方面，政府又没有能力或意愿去包揽社会事务，因此，政府往往扶植一些自己的NGO(非政府组织)，将之纳入到行政序列，忽视其作为NGO的本质属性，从而造成它们的身份尴尬，实际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红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民间组织只有发展起来，能力才会提高，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希望政府从雅安地震的民间救援中，看到中国社会蕴藏的伟大的志愿力量，从而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