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为何再度被公众“围剿”
可以说，相对于职能部门，民间救助力量的表现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红会。当然不是说红会在这次救援中不出力，实际上，红会在雅安地震救援中的表现可圈可点，然而，受以往负面新闻缠身的影响，加之一些媒体对红会的误报，致使红会又陷入公众的“围剿”。
红会应不应该批评？应该，但不是在此救援的关键节点上，除非红会在救援中又出现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笔者明白多数公众对红会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指责它是促使它改正得更快一些，但也有人——而且不在少数——似乎就是抱着和红会过不去的态度，只要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他们不看红会的解释和说明，不看台湾红会的辟谣，更不看红会在这次救灾中实际做得怎么样，反正谁为红会说句公道话，不但要骂红会，而且也要骂这个人。所以连带替红会说几句好话的李连杰的壹基金以及转发壹基金微博的王石一块被骂，笔者在微博上写了几句，也遭到许多人恶毒的攻击。
红会是中国的半官方公益组织，之所以在这里要说说红会的遭遇，是因为作为一个慈善组织，红会的运作充满着浓郁的官僚机构色彩，人们对红会根深蒂固的成见，追本溯源，是对官僚机构的不信任。北京市政府这些天也在号召市民捐款，但据说遭到很多市民的反对，以致有关部门不得不把网站的留言功能关闭。包括香港立法会否决港府的援助提议，理由也是大陆的救助不透明，怕被地方政府和官僚贪污掉。类似这些，都说明公众对官方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一种刻薄和偏见的地步。红会在此情况下要重塑公众信心，须有一番脱胎换骨的革新不可，去掉身上的官僚气，真正像其他民间公益组织一样运作，这无疑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民间力量的热情与非理性
本次雅安民间救援的行动迅速，参与广泛，起效明显，见证了民间救援力量的兴起，它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势所趋。五年前的汶川地震救援已经初步体现出其“威力”。对政府来说，民间救援与官方救援形成了一个互补，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被官方救援发挥的作用还要大。但是，这里也提出了如何统筹民间力量的问题，以真正提高救援效率。因为如果民间的积极救援，没有组织好，也会带来相应问题。本次救援就显示出非理性一面。无数志愿者带着一颗焦灼和大爱之心，进入灾区展开志愿救援活动，然而，由于没有统筹协调好，导致通往震区的所有绿色通道都被严重堵塞，乃至连在现场指挥救援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前往另一灾区时，也不得不下车步行，影响救援效果。
于是一些媒体和舆论直斥支援者的蜂拥而入是在给救援添乱，如何来看待这种救灾中的混乱？笔者认为，不应把责任算在多数志愿者身上，否则会浇灭他们身上可贵的公民精神。巨灾面前，公众志愿者如何介入救灾，一直是个现实命题。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单靠政府救灾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但如果公众志愿者参与救灾没有一个有序的组织和协调，在行动组织中难免盲目，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救灾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实际上，与其说这是民间志愿者的问题，不如说是政府的预见性和协调性做得不好。政府应首先反思自己的失误，而不是简单地呼吁志愿者不要盲目前往灾区。
事实上，在地震这样的巨灾救援中究竟需要多少志愿者，向来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巨灾救援中，人越多越好，不怕人多，就怕人少。因为人手不够一般是巨灾救援中最突出的问题，哪怕志愿者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比人不够要好。所以，不管怎样，在志愿者满腔热血投身于现场救援时，不能因为怕出问题或已经出问题而去指责他们，重要的是政府平时要有这方面的预案和训练，对于志愿者的热情要去引导。说到底，中国的民间救援及其体现出的公民精神还很幼小，需要我们去呵护，而不是去掐灭。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地去看待和评估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民间社会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