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多宗罪”

　　劳教制度何以沦为恶法？我们有必要对其前世今生进行梳理。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反革命坏分子”要“集中起来，送到国家指定的地方”。“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使他们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有用的人。”次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

　　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

　　的对象又有了较大扩充，扩大到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工作、科学研究和生活秩序、妨害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2002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又扩大为十种人，范围越来越大。

　　应该说，文革结束后，劳动教养的政治功能逐渐被社会治安功能所取代，但在法治日渐昌明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它受到的非议却越来越多。其主要的几宗罪有：

　　其一、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或其他法律。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立法法》明确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劳动教养制度只是部门规章，却造成事实上的法外之地。

　　其二、劳动教养制度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自我授权、自我设罪、自我裁决、自我执行”的制度，劳动教养的决定由各地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做出，但是实际上由于该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公安机关，日常事务也由公安来处理。从报批、审核、决定、执行，到应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其聆询制度空泛、决定和审批秘密化，缺少一部法律所具有的基本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公民一旦被劳动教养，缺乏司法救济渠道。

　　其三、劳动教养制度成为地方政府维稳或打击报复工具。现实中，由于劳教是一种高效率的管制手段，能够方便地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绕过司法程序就能实现社会控制，最能体现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权，它有愈来愈扩大化趋势，劳教是个筐，何时需要就往里头装。一些长期上访的“钉子户”，乃至拒绝配合地方政绩工程的人，往往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之名，被公安机关劳教。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通过劳教又扩大和激化了矛盾。

　　法学界人士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项制度对公民个人人身自由的伤害最为巨大，一项是收容遣送制度，另一项是劳动教养制度。2004年以来，建议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高涨，却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影来。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改革最大的障碍来源于公安机关和地方政府，它们以危害社会稳定为由，拒绝放弃手中的这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