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的作用不能高估

　　于秀琴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在“八项规定”对中国经济究竟有何种影响的争议中，有人担心可能会对经济增速产生明显抑制，其依据是中国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所占比例也很大；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能高估“八项规定”的作用，公款消费尽管对社会风气的示范作用很坏，但从所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说，未必有那么高。

　　虽然从逻辑上看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问题：目前没有公认的所涉及行业和产业的对比数据。这使得争议显然有点基于想象之上。

　　但是，高档餐饮业经营下滑、高档白酒销量大减也是明显事实，这些商品的消费，公款的确是主力。

　　我倾向于相信，即便没有非常细致的分类数据，但不那么细致的、总体的数据相关部门应该是掌握的，只是目前没有公布罢了。至于“八项规定”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的看法依然是不能高估。当然，如此判断不是基于相关数据分析，因为现在从公开渠道看不到这方面的数据。但我们可以从权力架构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八项规定”、“禁酒令”这类对于公权的制约，并不是基于宪政体制的根本要求，说白了，它们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对于权力的制约。其本质缺陷，依然在于人治。因此“八项规定”的生命力和存活周期，取决于这个“人”的判断。显然，人是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的。

　　其次，我们姑且认为公款消费所占经济总量比例巨大，“八项规定”对其压缩，能够显著影响经济增速。但如此一来，考验实际又转移到了“八项规定”的推行者方面。也即，他们是否能够承受经济减速带来的连锁压力？

　　从理论上说，对公款消费的压缩，可以打破虚高的价格泡沫，为普通人的消费腾出空间，从而形成真实的消费拉动。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问题是这种状态是否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如果“八项规定”压缩下来的公款消费的空间没有多少真实消费去补上，会不会也来个“量化宽松”？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7.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时特别提及，今年一季度GDP增长7.7%中，有4.3个百分点是由最终消费贡献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5.5%；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30.3%，拉动GDP增长2.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14.2%，拉动了1.1个百分点。所以盛来运认为，从结构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在内需中间，投资和消费贡献的比例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困扰于结构失衡，一直困扰于消费不振。而通过盛来运解读的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从结构上看显然让人欣喜，完全出人意料。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结构的可喜变化，是暂时的偶然，还是根本的转向？

　　应该注意的是，一季度7.7%的GDP增速，虽然统计局认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实际上，这个增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7.7%没有给人结构转变的乐观，反倒带来了对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