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宣传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顺应了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重要的国情是缺乏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周恩来也强调中国没有民主，1944年，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说，孙中山“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19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和军队要牢记实现民主的任务。1941年1月30日《新中华报》发文指出：“我们革命，为的是推翻那不是民主的政府。”“革命的目的，是为老百姓求自由。”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窑洞对”时指出，中共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

　　毛泽东还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将来要建立的国家是“自由民主的中国”。他在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刊登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中，解释“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内涵：“‘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可见，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是普选产生的，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林肯的三民主义为原则的，以罗斯福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为特征的新中国，她包容了今天所说的民主的一切“普世价值”!

　　“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中国共产党对独裁专制深恶痛绝。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讲话，痛斥一党专制：“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强调：“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文章指出，只有多党竞争，党才会有生机和活力：“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庄严的历史承诺：“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还以“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为题发表社论，明确表示：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制。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

　　言论出版自由是基本的人权，是民主的基本内容。《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文章指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但在中国，“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文章说，现代报纸是为民众提供真实消息的媒介。然而“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专制媒体“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中共对新闻自由的这些阐述振聋发聩，对今天的媒体传播业具有巨大警世作用。

　　中共媒体还批驳了“素质论”、“民主动乱论”、“稳定压倒一切论”等反对民主的种种借口，并在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民主选举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和实践，赢得中国大多数人的拥护，他们跟着共产党，向着自由，迎接民主的新中国，终于在1949年把共产党举到了执政的地位上。

　　今天，习近平重申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就是鞭策和警示中国共产党人要兑现民主诺言、走民主之路，实现中共早在“二大”就制定的民主纲领，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