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托克维尔揭示出来的法国大革命真相是：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反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可能有人从中看到革命徒劳无益，有人以为民主产生暴政，民主妨碍自由。甚至“繁荣可能加速革命”的判断，也可能被人理解为改革无关经济、经济繁荣不繁荣无所谓。

　　而有关改革与革命，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的另一个更深入讨论的主题。今天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艰难期，改百姓的一改就灵，改既得利益集团的千辛万苦，有人提出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将法国大革命及托克维尔当作道具来喻示革命只有流血恐怖式革命，于是，用改革来利诱，用革命来威慑，以胡萝卜加大棒逼迫既得利益者参与到改革中。于此一来，革命被窄化为疾风暴雨式的流血和暴力，必然导致更加强大的专制。

　　但托克维尔的本意并非否定革命，这一点在该书第三编第八章中可以看出。正如他曾热情讴歌美国革命，对英国革命表达敬慕之情一样，他充分证明了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只是不满意革命没能继续下去，没有创造出像英、美一样的制衡力量。

　　1992年商务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导言部分，是J•-P•迈耶的有关该书的影响史资料，谈到了这部书在欧洲各国的影响。我在这份资料中没找到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的名字，但蒙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史》中对罗马从王政走向共和的评述，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影子。

　　这段历史被普鲁塔克以及像盐野七生之类的野史作家绘声绘色地描述，一起贵族妇女被国王“高傲者塔昆氏”的儿子强暴的偶发事件，引发罗马民众反抗来自埃特鲁斯坎的国王的革命——这样的描述满足了人们对革命的想象，不仅具有法国大革命式的冲突元素和戏剧色彩，而且还包括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按蒙森的分析，这些夸张的细节不过是作家的虚构，实质上，这场革命是温和的，暴君只是迁回到故乡凯雷，并没有付出流血的代价，而革命的成果，在当时看来与革命前没有多大区别，国王变成了执政官，贵族的权利不仅没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构成国家的成分竟无一真正为革命所推翻”。借用托克维尔的警句：罗马共和国的大厦建立在王政的废墟之上。按今天的标准，这场革命最多可称为体制内的改革。

　　但蒙森坚持认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王政被推翻后，新当选的执政官每年一选，且必须有一位同僚，年度性与同僚性的原则，正是共和与王政区别所在，它包含限权、制衡等诸多民主思想萌芽的元素。

　　影响历史的革命必然是伟大的改革，而且，革命不一定要流血牺牲。从蒙森回到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珍惜自由的价值，警惕中央集权的危害，有几分同情地批判贵族阶层的堕落，他试图找出更加专制的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内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革命之果而是革命之因：不愿彻底改革的专制旧制度废墟，只能构建另一座专制与集权的大厦。这座大厦是否适宜人类居住，还需要另一场更加深刻和伟大的革命来完成。

　　改革、革命，不是书斋里的善良学者提出的选择题，而是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答题。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我震撼的部分，不是为何革命，而是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如何遭到破坏，人为何变得彼此如此相似，社会为何失去自治、自理能力？革命付出的成本大小由社会功能的强弱而决定。如果社会缺乏组织能力，如果人与人之间因为权力的介入而成一盘散沙，那么，它就既不能承接改革的前行，更不能接受革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