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付出的成本大小由社会功能的强弱而决定。如果社会缺乏组织能力，如果人与人之间因为权力的介入而成一盘散沙，那么，它就既不能承接改革的前行，更不能接受革命的代价。■李鸿文/文

　　我手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商务印书馆1992年的版本，买它的时候刚走出校园，懵懂躁动又伪饰出世故老成，大概是受了目录的吸引，或者是赶当时学界“反思革命”的时髦，买下这本书似懂非懂读过就束之高阁了。

　　没想到2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竟然大热，从庙堂到江湖，政界学界商界媒体都在热议。再捡起，书已发黄，但能辨认当年囫囵吞枣的印记。比如，读到法国贵族丧失政治权利又保有经济权利而更使人民憎恶时，情不自禁写下“活该”两字，再加一个刀锋一般的感叹号——一个还没走出阶级斗争思维的人“反思革命”，多少有些分裂与滑稽。

　　如今读它已是另一番心境。对诸如“繁荣反而加速革命的到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人民”的猎奇和探寻心已开始减弱。经济问题向来都是革命的动因之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是因为征税，未经人民“同意”而征税，政治上就丧失了合法性。托克维尔描述的革命因繁荣而加速、人民因减轻负担，终究只是例外，而且，这例外还是一个相对概念，法国的繁荣，指的是国家或者是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而非人民的富足；减轻人民负担并非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或先知先觉，而是竭泽而渔不可持续，今天的说法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这么多知音，无疑它含有很多“中国元素”，一些人拿它当成一面镜子，观照中国当下的现实；另一些人也有可能当成反对改革、恐惧改革的托辞。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在反对改革者看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暴政才能“驯服人民”，于是，以更猛烈的维稳来驾驭和奴役百姓，以更严格的禁令来禁锢民众的思想和表达自由。

　　还有，“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这句话既可理解为要支持进一步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也有可能理解为不改革反而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平衡。反正改革最危险，为什么不及时踩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