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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情况就发表意见，是很丢脸的事情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历史始于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年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共有14名，均是以广东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分参与。直至香港回归后，从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才不再作为广东省代表，而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的身分参与全国人大。 在这个36人的代表团中，集结了多位企业家、大律师、教授，其中的不少人都曾经是现任或者卸任的立法会议员。 因此，讨论财政预算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存在专业上的障碍。“香港团的讨论比较就事论事，有些意见也是比较尖锐，不一定你 能在其他的地方听得到。”范徐丽泰这样说。 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副教授刘佩琼是个“提意见”的专业户。她从1988年起就担任第七、八届广东省人大代表，1998年后又连续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曾经回忆起20年前第一次当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情景。“报告通过前要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就我一个人举手反对，成了那一年最大的新闻，旁边还有人低声问我是不是捣乱。” 这一次，刘佩琼的意见同样不少。她觉得，政府工作报告“太简单了，不够详细”，而预算报告中关于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的部分依旧“不清楚”。 更多的时候，香港代表们则是觉得“有劲使不出”。罗范淑芬记得，头一回来北京开会，就发现各个代表团各自为战，以讨论本地区的事务为主。但因为一国两制的原因，香港地区的事务会放在立法会上讨论，香港代表们在两会上的角色更像是“中立的建言者。” 但很多香港代表觉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更好地了解内地情况，刘佩琼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买了20本中国经济和改革方面的书，包括《改革意见书》、《中国2013年关键问题》、《中国统计年鉴(2012)》等，“如果你不了解情况就发表意见，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罗范淑芬告诉记者，她曾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提出，能否安排几次其他代表团的小组讨论让香港代表旁听，“哪怕是政协都好嘛。” “以我为例，我在香港长大，在香港受教育，对国家的理解都是通过书本，通过传媒。要是对内地的情况不多了解，那用广东话讲，我们的讨论就是‘糖水滚糖鱼’。”罗范淑芬说，“我只是说‘很重要，要加快’，这些是空话嘛。” 既然做了人大代表，尽到本分才能心中无愧 经常跑两会的记者都知道，香港团的代表“很好采访”。范徐丽泰的助理告诉记者，两会期间，她的所有闲暇时间都会用来接待媒体，“最多时会同时有七八家媒体采访她。”罗范淑芬也曾经有过在北京饭店电梯口被记者拦住，直接带进媒体演播间的经历。 “我觉得媒体和我们是合作关系，监督也是一种合作。”罗范淑芬笑着说，“所以我们不习惯拒绝媒体。”范徐丽泰也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公开的好处是，我讲的话你不能曲解，我的话我负责；不好的地方是，一个会议这么长，可能有一句半句有人不是很爱听，传媒就会拿这个做文章。” 在这次会议中，的确有代表委员提出，为了讨论不被外界曲解，应该尽量多增加闭门讨论的时间。 范徐丽泰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言，她的看法是：“你得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说话，不能像家里聊天一样，这是一种训练，不能回避。这是民主必须要面对的情况。开始就是缺点，慢慢习惯就不是缺点。当你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民众必须要有这样的分辨是非的能力。” 饶有意味的是，一方面香港代表愿意善待媒体，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他们却毫不含糊，颇有些不依不饶的劲头——哪些问题不了解，就一定要找到负责的官员“搞明白”。 而在公开问话还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通过大会秘书处或者港澳办来约见有关部门。 叶国谦就曾经利用大会空当，约见到公安部、监察部的有关领导，“询问了关于超期羁押的问题。” “没有质询的感觉啦，是商量。”叶国谦的普通话还有点蹩脚，“见是一定会见，但是力度不是很大。” 今年，罗范淑芬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约见官员，“我很关心环保的问题和可再生能源，就想约见国家能源局的局长。” 不过，相比于叶国谦，她的经历颇为坎坷。她在媒体开放日上向列席的发改委官员要来了外事局的电话，又从外事局要来了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的电话，结果，电话打到国际合作司，对方回复她，“找驻京办。” “驻京办不管人大的事情啊。”罗范淑芬一度觉得有点无奈，后来，她将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一条条列好，传真到了能源局。过了两天，终于有一位副司长愿意出面和她交流这个问题。 “我这个人呢，除非不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要尽我的责任，我都会比较认真。”罗范淑芬笑着对记者说，“认真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啦。” 10年前，曾经有记者请范徐丽泰为立法会主席、人大代表、家庭主妇这三个角色打分，结果，她的回答分别是“合格”、“及格与不及格之间”、“麻麻地（过得去）”。10年过去了，记者请范徐丽泰为香港团这些年的履职工作“再打一个分数”，这一次，范徐丽泰的回答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