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为需要的人服务

　　当36位香港代表坐在北京饭店14层的会议室里，除了偶尔有官员列席外，一切都和在香港的例会没有什么区别。

　　范徐丽泰告诉记者，香港代表团的例会每两个月一次，会前，她要把“人大常委会在讨论什么事情”用邮件的方式传给代表们，还需要在例会那天带上纸质版本，供大家讨论。

　　“您自己写这些材料吗？”记者问范徐丽泰。

　　“当然自己写，不然谁给我写？”这位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瞪大眼睛，笑着说。

　　她的工作不止于此。有时候，会有代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如果不涉及保密，范徐丽泰要将有关文件影印后交给他。范徐丽泰告诉记者，例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代表们尽量地了解我们在立法及监督政府方面做了什么”。

　　组织例会的想法出现在5年前，罗范淑芬记得，当时听中联办的工作人员说，通常新代表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我们当时就想，做人大代表，除了开会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事。”

　　每五年，香港代表都要自发选出两位团长，负责联络媒体、调研以及行政工作。而例会也要由他们组织，在会议上，团长要确定代表们对哪方面的国内情况感兴趣，并联系中联办以确定视察行程。

　　对应全国人大8个专门委员会，香港团自发分成三个小组，方向分别是法治、经济、教科文卫。罗范淑芬坦承，不可能每一次活动都全员到齐，但往往能凑齐一半以上的代表。

　　在36个人里，最忙的人当属范徐丽泰。已经做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在香港有一间办公室，配备助理、秘书，专门来处理人大相关事务。当然，由于在香港做人大代表没有任何薪酬，这些办公成本同样要由范徐丽泰自己承担。

　　她笑着说，申诉到她这里的个案往往很复杂，她把手举过头顶，“一个文件就这么厚了”，因此，如果不聘请人手协助，自己没法看完。

　　“要么别做这个工作，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有责任去为需要的人士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选择的。”范徐丽泰曾在采访中提到，有些从内地移居到香港的人会有误会，觉得她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那么个案交给她就“一定能办到”，“有很多，要求他的案件在法院审理的时候我们向法院说点好话，这我们是不干的，因为这样是干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