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今日世界形势和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日两国力量也已经今非昔比。尽管目前世界本质上还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国际秩序还由大国和强国主导，但人类毕竟接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平始终是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所以，现在即使有战争，也不是以土地、人口和资源的直接占有为形式。换言之，一国现代化的过程不大可能因战争而转向，除非发生大规模核战。

　　再从中日力量对比来看，虽然晚清末年的洋务运动引入了近代工业包括军工，军队也有一定革新，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已进入晚期，现代化还刚刚萌芽，社会制度和治理机制还停留在过去。而在国民党主政的“黄金十年”，虽然中国的近代工业有比较大的发展，现代化程度比甲午战争时有一定提高，但整个社会结构和治理机制与过去相比变化不大，何况，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除日本侵华外，中国的外患一直不断。所以，可以说，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的总趋势是走下坡路。

　　日本则恰恰相反，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它的国力是冉冉上升，走上坡路的，跻身于当时的世界强国之林。尽管日本的现代化也很不彻底，但无论从工业、经济、社会组织结构、领导体制还是国民教育和民族精神面貌等各方面来看，日本都要好于中国，用日本人的话说，一个是“日出之国”的欣欣向荣，一个是守旧帝国的日薄西山。当两个民族“相遇”之时，中国的败亡似乎也就注定了。

　　然而，现在是时移世位。虽然中国还在很多方面落后日本，内部也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毕竟就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军事实力、民族精神等来说，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赶上日本。至于国际 地位和影响力，中日两国也有很大逆转。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讲“不论内政，还是外交，甚至简单的对日交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形势与前两次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合乎实情。

　　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国力和意志的较量，尤其是现代战争，根本取决于国力和技术。中国的国力和军事技术，无疑比前两次时期要强大得多。而日本经过美国民主化改造半个多世纪后，其内部是一个多元社会，国民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战争意志，所以，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纵使日本右翼有打断中国现代化乃至瓦解中国的念想，仅凭日本一国之力，要战胜中国，严重点说，有些自不量力，除非中国自己犯很大错误。

　　我不清楚马为何断言中国即使打赢钓鱼岛战争，也会被日本打断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其依据来自何方？如果只是因为参照历史经验，就得出这一结论，应该说很草率。

　　判断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需要我们对日本的前两次侵华行为尤其是第二次侵华战争有一客观评估。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日本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点毋庸置疑。但对“打断”应该做这样的理解，即日本打断的是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启。与马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的荣维木先生就认为，抗日战争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却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日过程中悄然开启，并从政治、经济、国家主权等层面进行了论证。

　　荣认为，从政治层面看，抗战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尽管这种民主十分有限，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抗战期间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也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从经济层面看，用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战时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对战后乃至今天都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从国家主权层面看，中国在抗战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而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除这些外，中国在抗战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也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如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