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倾向

　　目前在“体制内”由于行政化的导向本身急功近利、重宣传轻研究，并且总是依靠资源的分配来调控和保证这种导向，在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以现实的利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这种根本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倾向，导致精神生产力萎缩，真正高端的理论人才和成果匮乏。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熟表达，原本应该是由它的创建者和实践者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提炼和表达出来。而当“提炼”作为一项任务，通过特定的行政系统下达，并且任务本身还附加有多项（内容、范围、依据甚至字数）具体限定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规定动作”了。

　　于是我们看到，越是完全按照“规定动作”去做，提炼者们就越是容易忘记社会主义理想的先驱，越是容易离开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越是容易忽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而是从当下的感想和愿望出发，力图物色或创新出一批符合规定的“好词”来，自我欣赏。结果是脱离实际、层次含混、漫无边际的“绝妙好词”堆集得越多，就越是难以找到它们的核心和实质。

　　上述两种路径依赖的共同结果，是造成了学风的浮躁和僵化，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精神生产力和理论创新力，不利于创造富有活力的土壤和氛围以培养和造就新型的高端学术人才和成果。

　　因此，如何摆脱理论和体制两大路径依赖，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当然，要摆脱这两种路径依赖都不大容易。但一般说来，摆脱前一种路径依赖，应该说是理论研究和精神生产自身发展正常的、必然的趋向，只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在，只要研究者的责任和良知还在，那么在其引导和推动之下，学风终将改变，这种趋向就或迟或早总会变成现实；而要摆脱后一种路径依赖则很不容易。因为行政化的路径依赖本身是体制性的，它不仅有现实的权利结构作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已经习惯成自然，根深蒂固了。对此只有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入手，理顺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责权利关系结构，让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负责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切实利益导向、评价标准，才能为学术发展、理论创新奠定基础，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作者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