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方在2000年后继续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但一方面，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发展及多数人有益的改革政策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许多以改革名义推出的措施，或由于认识的错误，或受到初步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实际实施中，露出了其“狰狞”面目，让社会中的多数人，包括初步生成的中产阶级，感到利益受到威胁。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客观地说，改革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要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推进，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对于我们来说，由于基本的社会制度没有建立，全面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后果，就是把原来享受这些福利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作为改革的对象，致使他们在这波改革中利益严重受损，从而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反对者。这批人主要是社会新兴的中产阶层。而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此时已变成公务员阶层和垄断行业的管理者及部分职工。

　　改革到此已处于历史的拐点。原来为普通民众带来利益增量的改革，由于民营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其继续释放红利的空间有限；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存量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遇到的利益障碍越来越多，越来越坚硬，包括中产阶层在内，更多的人不能从改革中得益，改革的合法性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这导致早期社会建立起来的改革共识已破裂。官方倡导的改革事实上不能不停止，历史在等待做出选择。重庆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并受到社会关注和普罗大众支持的。

　　薄熙来打造的重庆模式许诺减少贫富差距，并通过政府强化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让民众感受到实际的好处，薄在重庆搞的这一套是要在目前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试图为中共寻找一条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均富之路，从而为共产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并使自己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应该说，薄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果没有后来事情的发生，重庆模式也许会成为中国的选择。这是包括左派学者在内，人们为什么会青睐重庆模式的原因。但重庆模式却凸显了中国改革的尴尬，在重庆模式的光芒下，现行改革受到了人们的极大质疑。

　　薄的贪腐和专权及其他方面的违纪行为揭开了重庆模式在光芒下掩盖的阴暗面，重庆模式因此失去合理性，这为改革的正名及重启带来了希望。两会之后一直到十八大，中国思想界的主题就是围绕着薄的倒台反思重庆模式为何能够赢得人们的支持，改革如何走出污名化困境，怎样推进真正的改革？反思的结果是，改革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和领导人的专权，厉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

　　胡锦涛的“7•23”讲话和十八大呼应了社会的改革要求，报告对“五位一体”和党内改革的部署给了人们以希望，尤其在限制政府权力、反腐败和法治建设方面，相比过去有所突破。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将改革和反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和更重要位置。习李在不同场合对改革的强调，政治局出台的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新规，经济工作会议将改革作为2013年六项工作之一及提出要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还有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将深化改革作为主题及习总结的五条改革意见等，都说明改革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部署和推进。从社会层面看，大众和舆论也对习李的改革号召做出了积极回应和支持鼓励，相比年初及之前对改革的否定性评价，无论是民间和官方，主基调都是高扬改革的旋律。当社会已不再是一般地呼吁改革，而是谋划如何推进改革，可以说，在2012年，改革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第三波改革的浪潮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