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社会思潮之二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将改革和反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和更重要位置。当社会已不再是一般地呼吁改革，而是谋划如何推进改革，改革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邓文/文
 

　　2012年中国社会另一个带有趋势性的现象就是改革议程的重启。在过去十年间，改革已死成为社会多数人——包括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人士——的一个共同判断。与此同时，围绕着社会需不需要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分歧和争论非常大，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不仅秉持不同思想和主张的学者之间对改革毫无共识，就是民众和知识精英之间，对改革的认识也毫无交集。所以，改革话题在舆论和思想界的讨论看似热闹，但改革实际很寂静，官方推出的于社会长远发展有利的改革举措基本阙如。社会对改革已显疲倦。这种状况直到十八大新的领导机构产生前，一直如此。

　　社会之所以对改革呈现截然不同的评价，以及改革在民间一定程度的污名化，与中国改革采取的方式、策略及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利害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1978年，改革在中国开启时，由于起点低，社会普遍贫困，所以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和支持改革，因为大家的判断是，无论怎么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改革不可能变得比现状更坏；换言之，由于国家处于赤贫状态，改革只会使多数人受益。事实也是如此，改革首先使当时占社会多数人口的农民摆脱极度贫困和行动受禁状态，社会初步呈现出生机和活力。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从实际的利益增量来看，除文革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外，每个人的福利都有大小不等的改善。而这极少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可以忽略的。那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从时间上看，大约在1987年前后结束。之后随着双轨制改革策略的推进，社会开始出现初步的利益分化，早期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出现。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社会掀起了新一轮改革热潮。此时的改革，增量改革的路径还在延续，同时，由于社会的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对内开放——在加大，改革红利继续释放，社会多数人在改革中也继续受益。但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即改革开始向存量推进，国企改革被提到社会的中心环节。从国家来说，抓大放小成为国企改革的战略；从企业来说，“破三铁”和“一卖就灵”成为改革的主导模式。那时候，大批国有企业以经营不善为由快速地私有化，许多国企的工人被国家粗暴地“买断工龄”，以很少的补偿甚至没有补偿抛上社会，进行所谓“再就业”。中国改革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受害者，这就是几千万国企工人，而原国企的管理层和少数官员成了这轮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此一阶段的改革大概延续到2000年前后。2004年发生的郎顾之争及随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讨论，虽然引发的具体诱因是科龙改制，但远因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郎顾之争勾起了人们对在这场国企改革中被无情抛向市场的痛苦回忆，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支持郎咸平并积极参与大讨论的原因所在。国企改革大讨论一直延续到2006年。这是新时期第一次就中国改革方向进行的全民大讨论，知识精英在这次大讨论中首次受到民众的质疑，并不能垄断话语和舆论，改革的正义性也开始受到民众的怀疑。中国实际的改革进程也在这次改革大讨论中受到影响，许多原来在推进的改革，比如管理层收购此后被停止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