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举报与“渐进式改革”　　

　　在网络反腐呈现亢奋之势的时候，关于网络反腐是“情色反腐”、“抓小放大”的质疑就冒出来了。但说网络反腐是“情色反腐”，属于以偏概全，并不符合事实。情色是官员小节，贪污受贿才是腐败冰山的水下部分，此论也似是而非。权色是腐败的一体两面，捞钱的官员经常好色，而好色的官员难免捞钱，拔出情色自然带出经济之泥。

　　与其说网络反腐难当反腐重任，不如说当前的“反腐”本身具有巨大局限性，很难让民众真正满意。当前的反腐，虽然理论上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并重，但在实际操作上，主要还是先腐后反、“腐后反腐”。有关部门按年报告的反腐成就，给人留下印象的还是一些惩治腐败的数据与案例，预防腐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落实有限，效果不彰。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不能让“网络反腐”来当替罪羊。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自我扩张与滥用，这也是腐败的“发生学”。权力天然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如果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腐败就不可避免，甚至“反腐”也不足以遏制腐败。

　　网络反腐与一切形式的举报，与反腐败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反腐败，不是一个纯粹的“执法”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权力受到限制与有效制约之前，腐败有其必然性，反腐反掉了腐败的“存量”，却无法遏止腐败的“增量”。这就决定了，反腐容易引起政治体系的不稳定。北大一位学者近日在某峰会上演讲称，“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此话虽然夸张，但也并非无稽之谈。

　　对反腐来说，惩治腐败是治标，预防腐败才是治本之策。这就需要新的顶层制度设计，也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治，对漫无边际的权力进行限制，完善监督制约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完善的制度是反腐的最可信力量，它可以把腐败“扼杀”在权力的温床上。

　　但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防止腐败，腐败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仍然可能，只是腐败机会多少、程度大小，监督是必要的，举报也被需要。这就决定了，网络举报仍然是反腐的一种有效手段。所谓制度反腐，最终要藉由其投票权、言论自由等权利来制约权力。美国有完善的制度，但20世纪初媒体发起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迄今，媒体与舆论仍是一支监督与制衡美国政府的力量。制度可以防腐反腐，但最终要落脚到人民的行动。网络举报与微博举报，正是公民采取行动的一种形式。

　　制度设计，在中国语境中已被界定为一场“渐进式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决定了，惩治腐败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是反腐的主要形式，而网络举报不仅是反腐的内在需要，也是民众参与反腐的主要形式。官方不请，它会自己找上门来。

　　现在的问题，不是网络举报数量或“质量”不足，而是有权机关面临的一个两难：完全开放的网络举报影响到权力系统的稳定，“调控”网络举报又相当困难。网络举报触及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及隐私，网络举报“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以法治为前提。我们可以预见到，将会有人利用网络举报打击异己、报复良善、诬陷他人。对此类行为，自然要绳之以法。但基于实名的网络举报，并不回避法律责任，爆料人敢于站出来，是因为他掌握某些真相与证据。从法律上讲，他的举报完全合法，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对实名举报进行“调控”，法律上不可操作，道义上站不住脚，不可能阻止自信合法的爆料者网络举报的步伐。

　　这是网络技术对传统政治提出的一项挑战，如何在权力体系的稳定与合法网络举报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个新课题。为控制仕途风险，官员必须洁身自好，学会适应被公开举报的政治与法律新环境。控制受理网络举报的节奏以及查处的层级，可以纾缓网络举报对权力体系稳定的冲击，但这样做本身有明显的副作用：一是反腐失信于民，导致权力合法性流失；二是形成对腐败的正激励。

　　堵不如疏。但归根结底，网络反腐已经构成对制度反腐的一种倒逼，意味着反腐新主体正在登场。不改革，将百弊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