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在反腐中

　　仅仅发挥举报功能　　

　　网络反腐、微博反腐现在是被广泛接受的两个说法，也正是在这种大众传播中，可能已被很多人误解了。误解之一，就是把它视为“民意审判”，以为微博在行使反腐败的公权力。

　　网络反腐的社会学描述，就是人们在网络上公布了特定官员的腐败事实与证据，导致了官员的最终倒台。但所谓“反腐”，本身就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反腐，是有权机关的事，它是依法依纪按程序进行的，最终体现为某种纪律或法律后果。而广义上讲，公开一名官员的腐败事实，引发围观和舆论，就会对官场、权力起到道德制衡作用，这就是反腐。这种广义的反腐，不排除有权机关对民间反腐的跟进，但即使有权机关不跟进，人们在网上举报了、围观了，网络反腐即告成立。

　　严格地讲，“网络反腐”综合了两个概念，即把网络举报与反腐败糅合在一起了。反腐微博，通常只是举报腐败分子及其腐败行为，爆料人也好，围观民众也好，都无权查处问题官员。而反腐作为一种公权力，是由有权机关执掌的。受不受理网络举报、微博举报，权力掌握在有权机关手中；如果处理腐败分子，更是只能由有权机关说了算。

　　网络举报并非民间发明，而是一种官方承认、重视甚至提倡的举报形式。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中共中央在2007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有人相信“网络反腐”，根本原因在于，近期网络举报后，有权机关迅速跟进查处，人们看到了网络举报的实效与效率，这种接近无缝的“因果”关系使人们以为正是网络的公开性、舆论压力反掉了腐败，而没有看到反腐的多“因”性。举报是一种因，有权机关的查处实际上是一种更重要的因。在反腐败工作被中央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时候，有权机关的雷厉风行，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未必理所当然。反腐部门必须与民意良性互动，但无论民意压力多大，互动的主动性总掌握在有权机关手中，它可以研究决定受理举报的节奏、查处被举报者的层级。

　　我们也不排除从广义上理解“网络反腐”，即网络举报从道义上履行了某种反腐功能，形成对权力的道德制约。举报显示人赃俱在，腐败分子被搞得灰头土脸，多少都会有所敬畏与收敛。但在道德底线不断下滑的今天，官员是否真有道德敬畏，担心人们在背后指脊梁骨并自省与自我修正，公众并不抱太大希望。人们为网络反腐欢呼，主要还是信任其“执法”能力。　　

　　于是，网络反腐综合了网络举报与反腐两种范畴，糅合了因果、路径与目标，混淆了举报与反腐两种主体，无意中形成主体置换的效果，为公众描绘出一幅“反腐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但说到底，是否“拿下贪官”，最终还是要由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说了算。

　　反腐败，涉及纪律的执行，也包括法律的适用，类似于“执法”。网络举报之后，首先是有权机关受不受理，纪检监察部门可以展开初步调查核实，但是否正式立案调查，必须得到更高层领导的批准。就程序而言，反腐包括调查、质证、定性、处理等过程，这种“执法权”是由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与行使的。

　　所谓网络反腐斗士、侠客，都只是一种举报主体，他们参与了反腐，但并非反腐败的主体。现在，反腐败的主体是有权机关，但在杨敏之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毛泽东说过：“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人民应当成为监督制约权力的主体，也应成为反腐败的主体。反腐部门，其实只是人民反腐的一个执行者。

　　在网络反腐、微博反腐亢奋的背后，仍然是有权机关牢牢掌握反腐权力的事实，他们掌握着反腐的主动权。热闹的是微博举报，获得掌声的是爆料人，但决定反腐成败的还是有权机关。反腐之门的锁钥在这里，反腐败的瓶颈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