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所以提出既不走西方的邪路，也不走极左的老路，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十八大以中共政治文件的形式，抛弃了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选择中国道路的提法，并对中国道路重新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将它的特征概括为八个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十八大自信地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笔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赞成有个中国模式存在。正如丁学良所说，中国模式有三个支柱，一是列宁式的不可挑战的一党执政，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三是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它们组成了一个三角支柱，共同支撑起中国模式。从世界范围看，这一中国模式确实独一无二，一些国家或许具有这个模式中的一个或两个要件，但完全具备三个要件的国家没有，所以，它也就决定了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其他国家想学这个模式，都不可能，国内条件不具备。这样的模式只有在中国这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形成，正因为此，该模式的成本也无法转嫁出去。丁就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四大成本”，即“被相对剥夺的弱势群体”、“环境生态的破坏”、“体制性的腐败”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既然成本转移不出去，内部也消化不了，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重提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

　　发展方式的转型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使中国模式转变为中国道路。道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可以随时调节。其实，从中国财富的增长来看，它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是在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国家放权于社会、民间、企业和个人，使后者最大程度地获得了经济自由的权利和一定的政治自由，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和致富欲望；并给地方政府很大的市场空间，使它们成为类似于市场主体的竞争者。中国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法制的健全，应减少后者，而张扬前者，赋予大众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遏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