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问题，他肯定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概括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政府，包括越来越多的学者不赞同中国模式，而选择中国道路的原因在于，模式一般趋于定型化和可复制，偏重它的横向结构，凸显它的制度和政策刚性，在目前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提中国模式有对外输出中国发展经验，同西方竞争的意思，事实上，一些学者就主张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模式，替代西方；而“道路”则重在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偏重它的纵向过程和发展弹性。如果说，模式是一个完成式的话，道路则是一个进行式，因此比较而言，中国道路的提法显谦虚和中性一些，以减少西方对中国发展意图的猜忌。

　　无论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罢，对它们的讨论在2012年达到一个高潮，这跟薄王事件所导致的重庆模式失势，及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关。

　　严格地说，最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一个隐含的参照系就是重庆模式，在一些学者那里，中国模式实际上等于重庆模式。众所周知，一批学者主要是左派学者曾经对重庆模式赞誉有加，认为重庆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只要沿着重庆之路走下去，就有希望，中共将能重新赢得人们的拥护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也有望实现。因为重庆模式的几个特点——政治上一人专权；意识形态上全面向左转，回归毛主义；经济上发展民营经济，同时引入外资；民生上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全面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中国当下之需。当然，重庆模式的第一点鼓吹者并未明确讲，但这正是重庆模式的核心和灵魂所在。正因有了薄在重庆的专断，才形成了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此而言，重庆模式是成于斯也败于斯，随着薄的倒台，重庆模式必然销声匿迹。

　　重庆模式虽然不存在，并不表示构成该模式的一些因素和土壤也消失了。薄所代表的，不是只有民粹主义可以涵括，而是确有不少人，支持其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平衡贫富不均、照顾弱势地区、提倡公平正义、学生下乡服务、发展国家资本等。这些政策本身说不上好与坏，我们也不应因人废食，但显然问题也在这儿：是什么样的社会矛盾，才会让这些政策得到发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不满可以扩散？是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让文革式的思潮得以回流？如果不解决这些矛盾，中国会不会产生下一个薄，出现另一个重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