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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日，年近八十的王蒙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官场上假大空套话提出批评。 王蒙说：“我上初中时，听国民党北平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在广播里边讲话，讲话本身那个调子，那个拉长的声音就让人反感到了极点，用的都不是他的声音，是国民党官场的腔调。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叫李新（当时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跟我一讲话，我觉得他那些道理都特别新，说话都特别充满感情，充满了政治的激情。 可现在的官话系统之强大，连儿童都受到影响，我被邀参加我70年前上的小学开学典礼，就连小学开学典礼上，从校长到教师到学生代表的讲话，一律是念稿，一律是陈词滥调。全是枯燥，假大空套话，甚至是乏味。怎么造成的？我觉得和历次政治运动，抓说话的辫子有关。“文革”当中，容易抓别人辫子的就是说话，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怎么办呢？第一是不说话，但有时候必须说话，那我重复你的话，我要表达对领导的忠诚，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的话你没有任何独到的见解，领导对你也就比较放心。 话语也需要空间，你要允许一个人说话，允许他说有个性的话，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放开了说话。那种统一的、不准每个人发言的那种说法，它是不能够使一个好的思想、有价值的思想流传、深入人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 王蒙所指出的官场“假大空”之害是有“历史原因”的，其实，“假大空”并非全是“历史”所害，说假话、办假事，根本原因是有利可图。让造假者得不偿失，才能遏制造假冲动。反之，如果说假话、办假事的人不但未吃苦头，反而尝到甜头，就会“劣币驱逐良币”，让更多的人陷入不敢说真话的困境。 部分干部“假大空”的种种现象，说白了都是关乎党风纯不纯、正不正的问题。2012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指出，破解官员的“真话困境”，必须让弄虚作假的干部“倒霉”。造假的人，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动造假，这种人不以造假为耻，反以造假为荣，他们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通过说假话、办假事攫取名利；二是跟风造假，有的人认为“造富不如造假，实干不如浮夸”，认为“别人浮夸我也夸，不吹不夸是傻瓜”，于是加入造假的队伍；三是被动造假。有的干部因为上级逼得急，硬着头皮也上不去，于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破解“真话困境”，要让讲真话者“免于恐惧”。“免于恐惧”，离不开领导的正直正派，离不开制度的支撑，更离不开科学、准确评价政绩的考核体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浮夸盛行的年代，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防止简单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唯一依据，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办实事还是办假事，体现党员干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一个政党的政治品格和政治诚信。让求真务实的干部吃香，让弄虚作假的干部“倒霉”，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才能真正好转。
重用“老实官”， 淘汰“官油子” 2008年初，《人民日报》曾连续发表了署名“仲祖文”的两篇文章，即《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和《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强调重视官场老实人问题。文章指出，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体现用人导向，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发展。文章强调，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的重要原则。此文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在网上掀起了一股讨论“老实人”的热潮。 舆论普遍认为，重用老实人，淘汰“官油子”，是有效抵制干部选拔任用不正之风的重要手段。如何把真正的老实人选用上来，还需要制定操作性强且群众信服的办法。 2010年3月，广东南雄市正式建立老实人选拔任用长效机制，出台《选拔任用老实人办法》。该办法规定，对被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两代表一委员”同时推荐的老实人，组织部门将其列为待察对象，并将其交流到重要部门、重点岗位。表现优秀者将优先提拔。 何为老实人？根据南雄市的老实人“画像”，他们应是“品行纯实、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绩效真实、不事张扬的干部”，从中不难看出，除了必要的能力外，新办法比较注重的是道德方面（官德和私德）。 其主要有5种表现：一是待人诚实守信，不吹捧、不势利，不借请客送礼拉关系；二是生活情趣健康，不拉帮结派、不铺张浪费、不出入低俗场所；三是恪守孝道，尊重长辈、爱护晚辈，与家人、邻里、同事和睦相处；四是服从调配，不争论、不议论、不消极，人前人后一个样，好处面前不伸手、困难面前不退缩；五是踏实干事，坚定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推进市委中心工作和重大部署的具体措施，攻坚克难，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邀功、不虚报政绩。 然而，提出重用老实人的口号、出台重用老实人的办法，并不意味有能力的老实人从此就进入了提升的快车道，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明确—— 有质疑者提出：老实不老实由谁认定？是由个别领导说了算，还是由群众或同事认定？对同一个干部，可能得出迥异的结论。对此必须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否则，良好的政策意图，可能反成少数人卖官、“捐官”的另类捷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