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并不是执政的必需基础，民心、民生才是真正的执政基础。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国民的投资活动和创新活动就会萎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那些基础性制度系统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原始驱动力和宝贵基础。

　　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来说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保护私有产权，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民的私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共和国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国民的投资活动和创新活动就会萎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选择外流，流向那些基础性制度系统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原始驱动力和宝贵基础。

　　二是改革国有企业，进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将国有经济力量主动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市场并没有失灵，国有企业由于其先天在激励和约束方面的缺陷，效率必然低下，因此，一旦失去政府诸如进入管制、补贴等方面的保护，是无法在开放的市场公平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而政府为国有企业所提供的这些保护，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还损害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让许多宝贵的物质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长期滞留于低效的国有企业中，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不会成为执政的基础，民心、民生才是执政的基础。竞争性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存在的越广泛，国有经济在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下越“强大”，中国的市场经济就越难以成熟完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就越难以发挥出来，国民对执政团队和政府就越不会满意。至于许多行业事关国计民生所以需要国有经济主导的理由，是在把国民自己看做是他们自身利益的潜在敌人，是在把国民当做需要防范的对象，在逻辑上荒谬不堪，照此怪论，粮食系统、餐饮业最不应该放开让民营经济力量进入，民以食为天嘛。其实，竞争性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事关黄金白银、绫罗绸缎、珍馐美味、声色犬马、荫及子孙。

　　三是降低平均税负水平。就其绝对水平而言，中国的平均税负水平与那些福利国家也相差无几了，政府直接支配的国民收入大体上在1/3左右。从相对水平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其获取的税收与非税收入的水平严重不符。看看热心网友搜集整理出来的各地豪华政府办公大楼的图片就能够管中窥豹，略知三四了。站在中国任何一个层次的城市中，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富裕的乡镇，最繁华街道两侧高楼大厦的业主大体上以两类机构为主，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只知是天量但又说不清具体规模的三公消费，也是另外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我们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在本质上是累退的。在各个阶层的收入中，越是下层，缴纳的比例就越高；越是高收入群体，其缴纳的比例就越低。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在规模、收入与支出结构和使用效率三个维度上均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财政资金不仅规模偏大，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我们熟知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了问题。各级政府拿走那么多，国有企业拿走那么多利润，劳动性收入就那么多，内需岂是能够“刺激”出来的？内需又不是口水，说几遍山楂红果就能够出来一些。内需不仅现在萎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也不太可能振作起来，我们在未来需要为现在许多错误的政策承担代价。前十多年过度倚重房地产业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透支了中国国民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再加上老龄化、出口进入低增长阶段、产能过剩、通货膨胀问题等等长期、中期、短期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中国经济的未来不靠深层次改革的猛药是拯救不了的。

　　四是打破行政垄断，解除经济管制，加强社会管理。垄断全世界都有，名字相仿，内涵却大不相同。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性经济领域中的垄断都是市场垄断，其形成的途径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其形成的基础是创新与效率，其所拥有的市场占有率是消费者自愿选择、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对创新胜利者的奖赏。而行政垄断，其形成的途径是政府的限制性进入管制，是政府形形色色的补贴，是强制消费的结果。行政垄断带来的是高昂的经营成本，迟缓的创新速度，低下的市场效率，泛滥的寻租活动。即使是在自然垄断经济领域，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自然垄断也仅仅意味着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安排预算，自然垄断领域内的企业其建设、运营均可实现民营化。

　　中国作为一个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转轨的经济体，行政垄断、经济管制是历史的产物，是旧时代的遗产，是我们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笔债务，是中国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巨大的负资产。五花八门的经济管制不仅可以带来丰厚的租金，可以带来权力感，满足管制者的领袖欲，所以，经济管制在中国具有超强的刚性，野火没有烧，春风吹又生。经济管制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又反过来论证了经济管制的必要性、紧迫性，从而了形成一个能够自我验证的封闭循环。中国的企业家们发现他们总有烧不完的香，拜不完的神，磕不完的头，盖不完的公章，交不完的钱，吃不完的饭，喝不完的酒。企业家们不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而是研究政府文件，分析官员讲话，研究领导爱好，这样的市场怎么可能健康。社会各界在语言层面上表现得都好像对官员腐败问题头疼，支持不支持解除经济管制，支持不支持打破行政垄断就是一块试金石，不支持就是假的，就是仅仅在作出一种向往莲花高洁品格的姿态。口头上反腐，不如直接产出那些滋生腐败行为的体制土壤，否则反腐就难免不成为一种选择性执法行为，甚至有沦为权力争斗工具的危险。微博上围殴贪腐官员的狂欢，其折射出的光芒中难道没有包含党政系统中反腐机构失灵的光线吗？

　　与经济管制所具有的刚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严重不足，这突出地反映在食品安全领、环境保护领域。经济管制能够带来租金，而社会管理是提供服务，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后者显然是缺乏经济激励的。解除经济管制，打破行政垄断，不是一个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更不是一个要不要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按照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边界清晰合理、运作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强有力，否则就不会是一个有限但非常有效的政府，就无法承担起有效管理这个社会的职责。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一个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好不好，衡量的标准就是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低，这个制度系统的质量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