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这类经典与名著，可以让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家、改革家和希望充当智囊的学者们，具有更为清醒的理性、更为宽阔的政治视野，而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决策行为，也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的纵深感而变得更加科学、稳健，并具有更长远的战略性效能。

　　笔者以为上述种种就是王岐山先生在中纪委座谈会讲话以及向学者官员推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本意。不过，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还只是皮毛。笔者与王岐山先生在历史学研究上曾经有过一些接触，凭借对他学术兴趣和史学底蕴的了解，笔者认为他在这样的会上推荐这样的书，定会有另一层深意。这层深意就是他希望有关人士通过阅读这本书，通过了解这场影响了人类近代文明史的大革命，能够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但往往又被忽视了的理论成果，即社会发展的最终结合是由“历史的合力”创造的。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简称为“合力论”。

　　法国大革命从攻打象征封建专制制度的巴士底狱和绞死国王路易十六开始，之后，革命的三巨头又相继死亡（马拉被暗杀、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他本人也被处死）；之后，主张恢复秩序的热月党政权又被推翻；再之后，就是拿破仑的政变成功，并最终成立帝国并称帝。当然这个皇帝不是完全的封建皇帝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皇帝”。托克维尔诚实地记述并力求公正地评述了这段纷乱与动荡的岁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他曾对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为什么谁都不喜欢这本书？因为谁都不满意这样的历史发展，但这样的历史发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奥秘就在于前面所说的“历史的合力”。就在于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他精致又高度概括地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恩格斯晚年这段十分精彩与重要的论述，不但可以成为解释法国大革命成败得失的钥匙，更重要的，则是它能给未来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一种强大的、科学的理论支撑。十分遗憾地是，如此重要的论断，在中国却长期遭到忽视与无视。究其原因，是由于愚昧偏狭和建国以来的政治环境。那些自称是“马恩学生”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谁都不愿意，谁都不敢承认，也不敢正视这一理论的真理之光。恩格斯创立的“合力论”是对一切机械唯物论的毁灭性否定，是对那种极端片面的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视作为万能动力的荒谬历史观的有力批判。而“合力论”对人的意愿、对每个人的能动性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又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恩格斯这些话绝不像有些人所言，只是一种人性化的表达。不，他不是一个虚伪的谦谦君子，他的话恰恰反映出这位思想巨人对人性、对人的意志意愿和人的自由追求的高度尊重！

　　正是从这个层面看，笔者以为，“合力论”对中国全面建设以人为本的小康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既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多向性、多样性、艰巨性有充分的认知准备，对与世（世界）不同、也与史（历史）不同的中国式发展路径充满了探索的信心；又可以使中国决策者在进行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时，能够坚决地摒弃单一的“技术经济史观”，摒弃包括GDP崇拜在内的片面政绩观，摒弃所有不切实际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的狂热，也能摒弃公众诉求和希冀中的盲目与偏执。总之，增强社会发展“合力”中的正能量，减少“合力”中的负能量，方是国家昌明的保证。

　　从推荐一本书，到探究反腐之路和国运之道，这大概才是王岐山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