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要告诉与会者，自己不会去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主义，也不会搞什么“大动静”，而是要搞扎扎实实的“润物细无声”。

　　这位新纪委书记是要使人们意识到，反腐败是一项与国情紧密相关的长期艰苦细致工作，这里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单纯的激情与鲁莽，也不是靠简单的愤怒所能奏效的。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王岐山在这次讲话中用了一个很专业的社会科学的术语，即“后资本主义”。与这个名词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前期的”资本主义。 

　　这一前一后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

　　区别在于“前资本主义”指的是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人类所经历的各个不同的文明时期。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直到资本主义到来的拂晓方告一段落。马克思主义把存在于这些文明时期的社会形态统统视为以小规模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生产虽然已经存在，但商品的生产尚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普遍、那样全覆盖。“后资本主义”则是指完成工业革命即社会化大生产之后，人类自20世纪中后期进入的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历史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很显然，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进入了“后资本主义”阶段；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多数仍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末期。而中国，同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如其他“金砖国家”）一样，由于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和不平衡，则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时并存的阶段。

　　换句话说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既有工业化时代甚至信息化时代的某些社会特征和社会矛盾，又有着许多“前资本主义”即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完成之前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就包括了类似“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社会特征、社会环境、社会心理以及由社会冲突和社会诉求所组成的社会运动。而所有这些又都有着一层厚厚的“传统制度的外壳”（马克思语）。国情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土壤，是一切制度建设以及制度变革的前提。如同农民种庄稼求高产一样，既要懂得在作物成长期时施肥除虫打药浇水，又必须懂得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并且根据地力和地质，调整作物品种和数量。国情就如同地力和地质。真正的改革必是短期与长期的结合，必是“施肥除虫打药浇水”和“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并根据地力和地质，调整作物品种和数量”的结合。改革是这样，反腐倡廉也同样是这样。“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只有首先认识了上述国情，才会领风气之先，也才会使反腐斗争头绪清晰，布局合理，扎实有力。王岐山请官员与学者们看一些分折“前资本主义”的书。其用心可谓良苦，其寓意可谓深远。

　　不知读者诸公是否知道，近现代的中外学人常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即“法国很像欧洲的中国”。这话略带调侃，但确有几分道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推荐一本法国人写的书让笔者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句老话。是的，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雨果的小说《九三年》、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甚至包括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又译：基督山伯爵）》，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自1789年之后法国大革命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冲撞甚至厮杀。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一方面旧制度因为腐败不得人心而必将走向崩溃；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前仆后继”般的怒火也使得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至少是与革命前人们的预期面目全非。